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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胡以鲁的观点（第6页）

[25]缪勒使用的“家族”

比喻，与严译“宗法社会”

的概念虽不等同，但很容易令人联想及此。

胡以鲁深受章太炎影响，当然极力反对（这当然不是说，章太炎的影响是造成他的态度的唯一原因）。

与此同时，胡以鲁试图把汉语放在“国家”

（对应于严译的“军国社会”

）的组织形态中来进行定位：

比喻的言之，有实质之语词，单独国也；复合词，政合国；形式复合词，则隶有附庸之国也；介节词，自由市；而语助节词，从属国也。

从属国而外，其他皆有自由意志之实质，以自由意志联合而为句，句犹一大联邦也。

发表完全思想，即运用国际主体之时，则以联邦总体之句为之，而内政上依然独立，自有意志，即不失其实质意义也。

自由市虽不具国家性质之实质，仍不失其自由。

惟附庸国之独立意志大半为主国所左右，而从属国则国际主体之体面上一附属品耳。

然是不过欲明吾国语在句上之关系而已，非如麦克斯牟拉氏之论发达上组织也。

……即无国家组织之国语，非吾辈所敢知也，然则以一切国语皆为有国家组织者，比吾国语于联邦组织可乎。

[26]

胡以鲁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值联邦思潮盛行之时，其主要目标就是维护民间自治、自主和自由，反对中央集权——采用胡以鲁的术语来说，所谓中央集权，正像屈折语一样，要求组成国家的分子必须“灭却其存在之一部而屈服于他”

。

从《国语学草创》对汉语的定位看，胡显然是联邦制度的赞赏者。

问题是，他为何要用政治术语描述语言？仅仅是因为缪勒使用了一个政治术语评价汉语，而胡要反驳之，故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吗？或者是因为他曾学习过政法和语言两个学科，对它们的术语都很熟悉？这两方面的原因应该都有，然而，答案显然并不这样简单。

他对汉语的特色有一简洁的总结：“自由自在，吾辈所谓之为国语特色者也。”

[27]这正可与“联邦组织”

一词互相印证。

如前所述，对于胡以鲁来说，语言并不仅仅是语言本身，它也代表了“文明”

；这番论述进一步表明，语言还关系到“政治文明”

，和国家乃至个人的“独立”

与“自由”

连在一起。

[28]汉语以“自由自在”

为特色，也意味着中国文明和国家是“国际”

社会的一个“主体”

，具有“自由意志之实质”

。

用刘禾的话说，语言的背后，有一个“主权”

身份在。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