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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其他语言学家的例子（第2页）

，很多语言也并不全合分类标准，“如中国文有介词，即有关节语之性质，而土耳其语中之语尾亦有与语根融合而类似屈折语者”

，故其分类实不必过于当真。

[32]

其实，中国学者未必真正在乎三分法在学理上是否成立，他们很多人讨论这一问题，实别有关怀在，也就是：汉语是否“孤立语”

？薛祥绥就是一个典型。

他先后论证汉语具有孤立语、诘诎语和关节语的特征，最后归结为：“观此，则目中国语为孤立语者，其陋可知也。”

[33]这才是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与薛祥绥把汉字、汉语打作一气不同，对新派语言学家来说，字和语本是两个不同范畴，如果不能很好地加以分辨，难免产生错误。

傅懋勣就在194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责欧美语言学者以为“现代汉语无语法形式”

，其实是他们自己混淆了汉语与汉字的区别。

[34]在郭绍虞（1893—1984）看来，能否辨别汉字和汉语，直接关系到如何判断中国语言文字的性质，而其背后，则代表了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思路变化：

大抵以前之治语言文字学者以“字”

为本位，所以多觉其为单音；现在之治语言文字学者以“词”

为本位，所以又见其为复音。

因此，由“声音语”

言，正因声音单纯化的结果，同音语词逐渐增多，语言不得不增加连缀的词类，所以不能承认为单音的语言；然而由“文字语”

言，目治之文字不怕同音语词之混淆，所以尚简练而不甚需要连缀的词类。

也就是说，“中国语言的演化”

乃逐渐走向复音，而“中国文字的应用”

则“似乎依旧保存着单音的特质”

。

立场不同，结论便不一样。

郭绍虞据此提出中国语词“弹性作用”

的概念：“中国语词的流动性很大，可以为单音同时也可以为复音，随宜而施，初无一定。”

[35]

显然，郭绍虞把“声音语”

和“文字语”

放到了同一水平面，而大多数新派学者则并不这般“中立”

，而是旗帜鲜明地选择站在“声音语”

一边。

对他们来说，语言和文字的不同，正好证明了汉语不是孤立语。

黎锦熙就曾据此将汉语归入“关节语”

之中（参看第五章）。

刘复（刘半农，1891—1934）则根本认为，三分法实不能概括中国语。

“中国的文字诚然是单音的，但语言并不全是单音。”

[36]20世纪20年代初在巴黎研究语言学的李思纯则称，三分法在各种分类法中“最为允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