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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汉语先进论的否定及另一种语言进化观（第5页）

，但这也表明，即使支持拼音化的人，对于所谓“屈折性”

也不是一味叫好。

另外，坚持汉语是最先进语言的张世禄，也曾在1930年说过，汉语中的一些局部变化有可能导致汉语整体性质的改变：“复合语词，将来渐渐失其复合的感觉，就会当做一个单纯语词看待。

同样，表白的辞语，将来也会当做纯粹的附添语看待，而失去其固有的独立的意义；于是中国语上就有了复音缀的语词，就有了转成的附添语，他那种孤立的单音缀的特性，也许会渐渐的丧失。”

[84]

不过，张世禄对此结论，似乎感到些许不安。

20世纪30年代末，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论点：“副词形容词下面加个‘的’‘地’，即使把它们认为是接尾语，等于英语上的‘tive’‘ly’，也只是派生作用上语词组织的成分罢了，况且有时候可以省略不用。

又如‘桌子’的‘子’、‘指头’的‘头’，与其说它们是标识名词的接尾语，不如说它们是为显明意义效用（大都为避免同音语词而增加的）的语尾词”

，实际也常常省略。

故而实在“不必把它们在文法学上看做很重要的一种现象”

。

中国语法研究，“不妨把形态学上的关系暂时撇开”

。

[85]这样，黎锦熙、瞿秋白等人认为重要得足以改变汉语性质的“语尾”

，就成为无关紧要之物，汉语的性质并不会改变，语言由繁趋简的进化程序也仍是成立的。

但仔细分辨他们的言论也可以发现，双方的实际差距未必很大。

两边都承认，从“量”

的方面讲，汉语中的语尾变化并不多；他们的差异产生在如何从“质”

的方面评估这些现象——当然，这可能正是关键所在。

但即使在后一方面，瞿秋白等人也并不是一味鼓励汉语语尾的发展，而试图使其保持在“又简单又合理”

的状态。

因此，他们对语言演进的看法，仍和19世纪的西方语言学家不同。

在对汉语性质及演变趋势的不同评价的背后，是几种相异的语言进化观。

比较容易看出来的有两种：沈步洲、王古鲁、杨树达、张世禄等人接受的是“后期进化说”

，黎锦熙接受的是“前期进化说”

。

至于瞿秋白等人，表面上和黎锦熙非常接近，背后的依据却完全不同。

瞿秋白认为，汉语的落后，根本源于“经济发展的落后：一切社会关系的比较简单、比较野蛮，使中国人对于物件、事情、时间的种种关系没有精确的概念”

，言语当然会很“贫乏”

。

这特别表现在语法方面：“最显著的是中国言语文字里面的所谓本质上的名词、形容词、动词等等，不能够变化自己的概念来表现更抽象的意思（例如动词当名词用、名词当动词用等等的方法，在中国文里面是非常笨拙的）。”

[86]瞿氏的理论依据主要是“历史唯物主义”

：语言是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反映，抛开后者，就无法真正理解“语言”

和“概念”

变化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关系都落后于英、法，这显然也就是他强调汉语不如英语、法语先进的一个理由。

不过，好在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关系都已发生实质性改变，无产阶级已走上历史舞台，这也使得汉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正在成为一种有字头、字尾变化和多音节的语言，也就是瞿秋白所说的“中国现代普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