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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对北平话（第2页）

两个月后，瞿秋白再次质疑北平话作为国语的资格：“一种方言要有做全国普通话的基础的资格，必须说这种方言的地方真正是经济、文化的中心，同时，又是政治的中心。”

而中国尚没有这样一个中心。

北京过去只是政治中心，而不是经济、文化中心，故过去的“白话固然把北京话当做官话，文学的言语却用极混沌的所谓江南话的读音做官音的”

。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京连政治中心的资格都丧失了”

。

而“最近三十年来”

，新的学术言语、工商业技术言语、政治和社会交际言语都“大半发生于‘南边人’的嘴里”

。

可是，京话凭借“国语”

资格，要“‘打倒’其他的一切方言”

，逼迫南方人“去学那种半吊子的北京话”

，岂非荒唐？瞿秋白认为，比较起来，还是混合南北的老国音“好些”

。

[139]

这话似与20世纪20年代国音派的言论如出一辙，不过这只是听起来而已。

1932年，瞿秋白用“宋阳”

的笔名再次阐发了“新的文学革命”

的主张，这次特别强调用“无产阶级的话”

写文章。

这是因为，“‘乡下人’的言语是原始的，偏僻的；而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面，在现代化的工厂里面，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

[140]这里他对“普通话”

的解释又与之前不同：一年前瞿氏认为中国还没有一个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上海已成了这样的“中心”

。

因此，普通话不但远离了以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也远离了他稍前还赞同的老国音。

而他对“普通话”

与“乡下人言语”

的区分，更提示出其背后的思想依据：瞿氏是从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阶级立场（而非此前更为宽泛的“阶级”

）界定语言属性的——“现代化的工厂”

把“无产阶级”

与钱玄同笔下的“民众”

分在了两个全然不同的历史阶段。

不过，把上海工人的言语当作“全国普通话”

的基础，和要“打倒其他一切方言”

的“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