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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对北平话（第3页）

有何区别？瞿秋白显然考虑到了这一点，故声明道：上海无产阶级“是全国最先进的部分”

。

因此，“在领导全国范围的大事业的时候，不会勉强各省的群众采用上海土话做基本的‘上海普通话’（或者江南普通话），而自己能够逐渐的采用一般的普通话”

。

因为普通话“不是用某一地方的土话勉强各省的民众采用作国语”

，而是由不同方言“集成的言语”

。

[141]在阶级平等的论述框架中，地域平等的呼声再次出现。

但这仍不能说服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何容（1903—1990）。

他坚持认为：“普通话”

既是从上海无产阶级中产生的，则仍是“打不出‘地域先生’的手掌去”

。

他当然知道瞿氏的重点是“阶级”

而非“地域”

，故强调：方言融合是“自然”

结果，“不是哪一个先进分子或哪一群劳动民众有意的创造成的”

；指定一处方言作为标准语的基础，亦是不得已而为之，无论是“国语”

还是“普通话”

，都无可避免。

况且，国语语言标准既非“某地‘官僚阶级’的话”

，又“怎见得就是‘官僚的’呢？”

因此，瞿秋白指责国语运动是“强迫的”

，乃是栽赃陷害：取北平音系为国音，“不过是定出个读音的标准，说不到‘强迫’”

，普通话不也需要“口音标准”

么？既如此，又何必老把国语说成是“官僚的”

呢：“三番五次的官僚！

官僚！

第三个官僚！”

[142]显然，“官僚”

二字最令何氏反感。

反国语的主张被1934年兴起的大众语运动自觉承续了。

大众语运动是一个提倡超越白话文、号召用大众自己的语言来写作的左翼语文运动，国语既被定性为“官僚”

的，自然也就成为其对立面。

一位论者强调，国语不但在理论上“不妥”

，在事实上也是“官话的变相”

，其目的是“用官僚的绅士买办的官话与文话来征服大众的意识，替少数人造成一些文绉绉的交际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