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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翼文化人的意见（第4页）

。

汉语也离不开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早在形成之初，它就“曾经和西北游牧民族的语言同化过”

，后随汉族的迁徙分化而形成许多方言，这些方言又各自与不同地区的土著语言发生融合，遂成为今日模样。

[127]

曹伯韩与胡绳所述新说若有异同：胡重在语言由分至合的一面，曹的介绍则分合并重，而理论同出一源，唯因表述目的之异，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

这个来源即苏联语言学，尤其是当时正在走红的马尔学说。

对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否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论点。

[128]这也为我们理解前文所言瞿秋白文章中的暧昧逻辑提供了一条线索：瞿氏既注意到语言的分化，又认为其最终要同化，无疑也受到了这一新说的影响。

如曹伯韩所言，此说认为语言同时具有同化和分化两种趋势，然而，大部分左翼学者为了与旧说划清界限，也都像胡绳一样，刻意突出了语言的同化一面。

比如，倪海曙的《拉丁化新文字概论》，就把“语言从分歧到统一”

作为一节标题，并注明出自马尔。

[129]

不过，这些左翼人士的观念中也确实隐含着某些模糊线索，使其论述呈现出一种张力。

比如，曹伯韩所说汉语方言和各土著语言的“同化”

，若从汉语本身的立场看，岂不是意味着更严重的“分化”

？如同《新语文》周刊对闽、粤语言和北平话差异程度的浓彩重描所表明的，这对于论证方言拉丁化的合理性显然是有好处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地汉语方言就真的可以被视为一种语言——“方言拉丁化”

这个术语本身就否定了这个结论。

除了少数例子外，大多数拉丁化论者对此问题的表述都很有节制。

瞿秋白酣畅淋漓地大谈一通北平话和广州话的不同之后，不忘补上一句但书，肯定它们同为汉语。

胡绳也提醒读者：“中国南方话和北方话虽然相差极远，可是它们毕竟不是绝对不同的语言，而只是相对差异的方言。”

我们不应“太强调了各地语音间的差别”

而忽视了其“统一的因素”

，否则不免会有“把中国话分几十几百种”

的危险。

[130]1939年，由倪海曙负责起草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也宣布，方言之间并非“机械的对立”

关系，而是“矛盾地统一着的”

，方言拉丁化因此就成为各种方言“辩证地综合成为最高限度民族统一语的过程”

的一部分。

[131]

为了达到这一终极目标，拉丁化并不是针对每一种方言制订一种特殊的文字方案，而是把汉语分作几个大的方言区，制订它们的“区方案”

。

故所谓“方言”

拉丁化实是“方言区”

拉丁化。

这样，我们的目光也就“辩证”

地被带向了问题的另一面——方言的同一性，这也就意味着，必须将对方言歧异性的描述限定在一定范围内。

1949年，东北解放区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指出：“中国语言是很复杂，但是也不像一般人所说的那样乱七八糟，毫无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