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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左翼文化人的意见（第5页）

全国可以分为若干方言区，“每一个方言区里的语言，特别是汉人中间，虽然有差别，但是没有什么不得了的，各个方言区之间，也还有不少的语言是相同的，只在腔调上有些不同而已”

。

[132]方言之间只剩下一点点“腔调”

的差异，不但与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主导论述方向背道而驰，也超出了许多国语运动者的想象。

同样在1949年，香港新文字学会出版的一部著作中所收的一篇讨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论文强调，方言“只是指一语言系统中种种带有不同色彩的语言来说的。

两种方言可能相差很大，但是它们的差别是有一定规则的。

各种方言对于同一事物的称呼，除了用字不同外，往往在语言变换上有这样的规律，就是把某一种方言的某一个音素，一律换为另一种方言的某一个音素之后，按照这转换之规则，来称呼事物，结果会一致的”

[133]。

虽未明说，但其侧重点明显转向了方言的同一性。

稍早一点，在施効人194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方言是什么呢？这答案恐怕比国语的界说更为困难。

……闽语、粤语、江南语、北方语对国语而言当然都是方言，而藏、蒙、苗、回等语对国语而言那就只是广义的方言，而算不得狭义真正的方言了。”

这不就是黎锦熙1942年为“方言”

下的那个定义吗？如果藏语、蒙古语、苗语等都是“国语”

，那么闽语、粤语、江南语、北方语就更不用说是一家亲眷了：“狭义的方言多的是由同一语源里分化出来的，所以方言与方言间每会有许多共通的成素，无论是在文法方面、音韵方面，或语汇方面，都很容易发现出这种共同的成素，这种共同的成素是构成统一国语最主要的成分，假如诸方言之间毫无共通成素的存在，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统一国语了。”

[134]这段话不但更侧重于强调方言之间的同一性，也启用了“国语”

这个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矛头直指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国语运动”

回归的倾向。

对比1947年《新语文》上的文章，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宣传口径就出现了这样一个突变，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异。

不过，这一观点与拉丁化的终极主张其实并不矛盾，只是彼时因为政治需要而不提，此时则被发挥出来而已。

前已说过，仅就语文学立场来看，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其实有许多对话空间，其差异绝非实质性的，故后者的许多研究成果仍可为前者所采用。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有人把汉语在文法上的“统一”

当作方言拉丁化不会造成语言分裂的依据。

[135]1941年，负责在陕甘宁边区推行拉丁化新文字的吴玉章（1878—1966）宣称：“新文字推行后”

，只要懂得本地方言，就能“同时”

懂得“各地的方言”

。

只要把本地的特殊语音与其他方音的对应关系讲清楚，民众自然会依此类推，这就是“发展方言就是进行统一国语的最好例子”

。

[136]这和王力的“类推法”

依据的原理是相同的。

正是这种原本被淡化了的共识为中国字拉丁化运动议论重心的迅速转变提供了基石，而它同时也成为早先反对拉丁化的学者在转换立场时的思想踏板，这方面，黎锦熙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证。

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和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成员，黎氏长期以国语运动官方“发言人”

的形象出现，发表过不少反驳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言论，更曾直言：方言拉丁化的主张落伍“到了元朝”

去！

（参看第七章）然而，就在1949年年初，“平津快解放”

时，黎锦熙主动给吴玉章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一起“协同来搞新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