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五余论（第9页）

其语言学方面的证据是：西南地区的民族有三大语群，这三大语群和汉语一样，有两大特征——“单音节”

和“声调”

，故被视为“中国语系”

。

（张廷休：《边疆教育与民族问题》，见汪洪亮、王晓安、任羽中等编：《民国时期边疆教育文选》，77页，合肥，黄山书社，2010。

）这当然是故意混淆语言、民族、国家等概念的关系（胡绳指出，少数民族的“语系甚至语族都和汉族语言绝不相干。

我们是没有理由来把汉族语言强制给他们使用的”

。

详见胡绳：《新文字的理论和实践》，20页），但和本章所论许多语言学家的思路，也有异曲同工之处。

[83]张世禄：《中国语音的演变与音韵学的发展》，载《新科学》第2卷第4期，1940年，507页。

[84]这里的解释采用了傅斯年的观点：“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

（傅斯年：《周东封与殷遗民》，见《傅斯年全集》第3卷，244页。

）

[85]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58、33～34页（栏页）。

[87]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见《民报》第21号，1908年6月10日，3326页。

[88]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载《东方杂志》第21卷第2号，1924年1月25日，33页（栏页）。

[89]赵元任：《从国音国语说到注音符号》，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491页。

[90]王了一（王力）：《江浙人学习国语法》，5页，上海，正中书局，1947。

[91]魏建功：《何以要提倡从台湾话学习国语》《怎样从台湾话学习国语》，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333、32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92]《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对于教育部招开远东区基本教育会议准备会提出关于中国普遍推行国语教育意见书》，1947年7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93]《台湾省国语运动纲领》，载《国语通讯》第2期，1947年，封面。

[94]失题函件，无具体时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

[95]张洵如（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

申解》（“国语问题小丛书”

第一种），台北现代周刊社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该文亦见《魏建功语言学论文集》第310～319页，引文在第313页。

[96]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

和“义”

的几个方法》《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8、17页。

[97]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474～477页。

祝鸿熹：《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见《祝鸿熹汉语论集》，7页。

[98]章太炎：《博征海内方言告白》，见《民报》第21号，2968页；《吴语序》，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45页。

[99]章太炎：《新方言》，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3～4页。

[100]《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宣言书》，载《北京大学日刊》，1924年3月17日，第3～4版。

[101]沈兼士：《一封讨论歌谣的信》《关于考订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书》《今后研究方言之新趋势》，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4～15、17、45页。

[102]杜道生（1912—2013）曾抱怨，“今世惟重调查方音，分析音素，乃不重调查方言，探索音义”

（杜道生：《文字训诂与方言土语》，载《志学》第19、20期合刊，1945年，18页），于畸重畸轻之间，提示了现代方言学的重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