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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的蓝青官话（第5页）

的是“音”

，“小异”

的是“调”

。

他主张，各地人说国语，尽可按照本地习惯，广东用九声，浙东用八声，江苏用七声，西南用五声，北方用四声，“只要彼此对于声韵读得相同或极相近，便都是很适用的国语了”

。

[88]在他看来，文意是通过“上下文”

区分的，不靠声调；更何况同一个声调，平上去入，各地的读法也“自来就没有一定的标准”

，可见其并无“实用”

价值。

[89]他当然承认，“五声的本体”

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其态度是不理：“我也不主张废弃，也不主张保存，也不主张要用广东底九声，也不主张要用北部底四声，我是完全任其自然的。”

[90]

1922年，高元提出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论点：声调将随着语言的发展而消亡。

[91]这个看法主要建立在两个依据之上。

一是所谓“词类连书”

和“复音词运动”

。

钱玄同认为，汉语之所以要分声调，纯因单音词太多。

随着白话文的推广，“复音的词日多，则同音字日少，少之又少，以至于无，则‘四声’的区别，实在是‘莫须有’的。

例如‘gHuaMinKuo’四音合成的词，除了‘中华民国’以外，绝无他词亦用此四音，则虽读‘中华民国’为‘种话敏果’，决不至误解，有何妨碍呢？”

[92]黎锦熙也提出：四声乃是汉字“这种单音字的特别产物”

，而国语“要把语言中间的活词为准”

，故至少“单个儿的‘字’的四声”

是可以废除的。

[93]在技术上，通过词汇连写，上下文的语境作用得到强化，声调也自然归于无用。

另一个支持因素是进化论。

最喜欢讲“历史眼光”

的胡适说：

中国各种方言的比较，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由最古的广州话的九声逐渐减少到后起的北部西部的四声。

（北部虽是古文化的祖坟，但语言却是新进的晚辈；西部语言更晚。

）我们知道这个自然趋势，便知道国语的有入声是一种劳而无功的调和。

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这个趋势是应该再往前进的，是应该走到四声完全消灭的地位的。

[94]

朱光潜（1897—1986）后来说，胡适的证据其实只能证明声调的“简单化”

，而“简单化”

并不就是“零化”

。

[95]不过，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