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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良的蓝青官话（第6页）

相反，直到1947年还有人声称：根据国语“最近演进的趋势，以结合语词的盛行”

，四声之别已“逐渐混淆而降低其重要性”

，表现出“泯灭的倾向”

。

[96]

不过，新文化运动领袖中也有相反的声音。

傅斯年指出，国语是否应规定声调标准，关键在于怎样判断声调的性质：它“是个浮层的现象”

，抑或“有影响的成分”

？[97]对解决此一问题起到关键作用的是刘复于1922年完成的《四声实验录》一书。

和过去通常采用推论和举例的方式不同，刘复使用的是语音实验学的方法。

在“科学”

的信仰者如吴稚晖看来，这使得问题“涣然冰释”

。

[98]不过，刘氏的结论却与吴稚晖当年的主张正好相反：声调乃“是东方语言中的一个特别现象”

，绝非赘疣，“断断不可忽视”

。

[99]其实，刘复自己也曾是赞同不标声调论的，此番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无疑增强了其论点的说服力。

大约同时，赵元任也坦承：“我看起不注音调的拼音中国字来，不能当时就念出来像中国字，必定要先猜出来这是某某字然后再敢放心念出来。”

[100]经过审慎思考，他最终认定：声调是汉语的“一个要素”

。

在同音字中，声调就是“字根”

的一部分。

这由汉语的特性决定，增加复音词的方式并不能改变之，而废除声调的后果更是悲剧性的：“我们字根本来没有西文的富，再不用声调只剩了四五百个单音字根了，怎么够一国的国文用呢？”

之后他更把声调视为“国语的根本的一部分”

。

[101]

刘复的观点刚刚发表时，钱玄同还不大信服。

[102]但在1925年的一篇文章里，他已经转变了立场：“据我们的研究，声调在中国语言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其重要与声纽韵部相同。

凡同声同韵而不同调的，在语言上是不认为同音的。”

[103]此处的“我们”

包括赵元任、林语堂、刘复、汪怡、黎锦熙和钱玄同本人。

这一结论通过他们集体研制的“国语罗马字”

体现出来：和读音统一会制定的注音字母不同，国语罗马字明确标示出四声。

以之拼读国语，乃是“国音国调”

，比之“国音乡调”

，在国语标准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104]

但与此同时，也有人断言：“需用国语的社会，在南而不在北”

，故“国语乡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