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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7页）

[65]《福建省政府主席手令》，1938年2月22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1-1-426。

福建省政府：《公务员及教职员应负普及国语责任，以后讲演及谈话，应均用国语以为民众表率》，1938年2月24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1-1-426。

《福建省政府训令》（府秘甲报永字第02033号），1940年6月29日，福建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福建省政府档案，档案号：24-2-192。

福建省会暨永安县国语运动周筹备委员会：《呈请准予通令所属推行国语运动禁用方言由》，1944年4月26日，福建省档案馆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档案，档案号：2-11-12885。

[66]《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云教社字第48312号），1944年6月23日，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

不过，这份貌似严格的训令，实际执行效果似乎并不佳。

1947年1月，教育厅再次命令各中等学校“自本学年度下学期起，逐渐采用国语教学，并应设立研究会或讲习班，俾便教职员学生自动学习”

。

[《广东省政府教育厅训令》（雨社卅六字第四○○四八号），1947年1月，广东省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档案号：5-2-23。

]

[67]胡以鲁：《国语学草创》，105页。

[68]在有些情形下，上述某些区分亦可能连类生产出新意义。

比如，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中国大部分影视作品中，领袖人物说方言或带方言口音，几乎成为一种身份标志，以至当他们在屏幕上改说普通话后，反使不少观众产生形似神非之感。

这主要是为了使得领袖人物的塑造更“真实”

，但也隐含了人们对方言的某种认知：作为更适于“私人场合”

的语言，它比普通话更能表现个性，因而更容易突出领袖的个人魅力；至于其他“次要”

人物，则不妨使用千人一面的普通话。

[69]比如，在1963年拍摄的四川方言电影《抓壮丁》里，所有角色都说四川话，而最主要的两个反面人物卢队长和王保长则时不时冒出一两句川味“官话”

。

这种安排具有明显的讽刺意味，意在和他们那似官非官的“奴才”

身份相吻合。

事实上，卢队长明确宣布：在“官场”

就要说“官话”

。

王保长的“官话”

是向卢队长学的，卢队长则是到“成都省”

受训时学到的，这也提示了城乡和社会等级之间的语言差异与流动情形。

[70]范祥善：《怎样教授国语》，载《教育杂志》第12卷第4期，1920年4月20日，11页。

[71]吴亚伯：《驳方叔远君“我之注音字母观”

》，载《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21日，第4张第1版。

方毅的话也转自此文。

[72]钱玄同：《国音学序二》，见高元：《高元国音学》，9页。

[73]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文集》第2册，165～166页。

[74]胡适：《国语运动与文学》，载《晨报副刊》，1922年1月9日，第3版。

[75]事实上，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认为此文“可以破除一般人对于国语教育的疑虑”

，曾专门将其印为单张，“分送各处教育界”

。

参见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公函（京字第1059号），1920年6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洋时期京师学务局档案，档案号：J4-2-00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