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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6页）

[42]傅振伦：《蒲梢沧桑——九十忆往》，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文中自注从略。

[43]赵元任：《我的语言自传》，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43页。

[44]傅斯年曾对国语的“制定”

提出若干建议，参见傅斯年：《文言合一草议》，载《新青年》第4卷第2号，1918年2月15日，188～189页。

[45]傅斯年：《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载《新潮》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1日，400页。

[46]陈存仁：《银元时代生活史》，18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7]吴稚晖平日很少讲国语，以致被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的黄通误会为“一句普通话也不会讲”

。

（黄通口述，陆宝千采访，郑丽榕记录，沈怀玉、魏秀梅整理：《黄通口述自传》，12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6。

）

[48]孙浚源：《我对于国语运动的四个绝大希望》，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4页。

[49]韩礼德：《作为社会符号的语言：语言与意义的社会诠释》，苗兴伟等译，30～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50]不过据赵元任说，在上海，话剧是以双语演出的，“主角说北方普通话，配角说上海话”

。

（赵元任：《中国音韵里的规范问题》，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519页。

）这一现象至少部分地受到中国传统戏剧习惯的影响。

清初李渔（1611—1680）的《闲情偶寄》已云：“近日填词家，见花面登场悉作姑苏口吻，遂以此为成律，每作净丑之白，即用方言。”

（《李渔全集》第3卷，54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

[51]季纯：《谈方言演剧》，见孙晓忠、高明编：《延安乡村建设资料》第4册，440～441页，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

[52]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载《抗敌戏剧》第2卷第3、4合期，1939年，29页。

[53]齐同：《大众文谈》，载《现实》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7页。

[54]史亮：《戏剧下乡之方言问题》，载《抗敌戏剧》第2卷第3、4合期，1939年，29页。

[55]《四川省会警察局为非常时期各旅馆有关及应遵办事项布告》，成都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成都市政府档案，档案号：93-2-2759。

[56]丰子恺：《劳者自歌（十二则）》，见《缘缘堂随笔集》，209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

[57]陆衣言编：《黎锦熙的国语讲坛》，7页。

[58]黎锦熙：《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载《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2期，1926年3月，2～5页。

[59]齐同：《大众文谈》，载《现实》第4期，1939年9月15日，307页。

[60]吴稚晖：《西北为文明之摇篮》，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75页。

[61]在此意义上，语言乃是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所说的社会“表演”

中“个人前台”

的一部分（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尤其是20～21页），而戈夫曼的著作也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语言与认同关系的理解。

[62]EdwardShils，“Primordial，Personal，SadCivilTies”

，iedEssaysbyEdwardShils，ChiterforSanizatiomentofSoiversityofChicago，1970，pp.39-40.

[63]汪承烈修，邓方达纂：（民国）《宣汉县志》卷16“礼俗”

，28页，1931年石印本。

[64]吴稚晖：《注音符号歌》，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3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