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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3页）

[14]换言之，大家通常所遵行的“官话”

更近乎自然形成的共通语，官话并没有一套公认标准，而是一组语言的共名。

现代语言学家一般把官话分为北方官话、南方官话、西南官话三大系统（而以前两个系统为主）；每一系统内部又可做进一步区分，如北方官话就包括了华北官话、西北官话等。

在各种官话中，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分别是北方和南方官话的代表语言。

此外，在日常的表述中，各省乃至更基层的单位也都有自己的“官话”

。

因此，虽然都是“官话”

，但任意两种官话之间的差异可能是非常大的。

1922年基督教教会方面出版的一份材料说，各种官话“很相似，所以讲某一种官话的人只要稍加训练就可以听懂另一种官话”

；但另一处又说，直隶“全省通用北部官话。

像其他一些通用北部官话的省份一样，有些地方带有较浓重的地方口音，以致一般北京人听100英里以外的人讲话有时就感到困难，特别是北京以北的口音更为难懂”

。

[15]一省已是如此，何况全国？因此，钱玄同才有官话“全无标准”

的论断（参看第七章）。

显然，官话既有一定的共通性，又有很强的地区差异性。

故时人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官话”

，见解非常不同。

“国语”

就不一样：其语音、语法标准都是唯一的，可以区分“正确”

与否；语汇的使用虽然灵活得多，但大体标准仍是确定的。

[16]

过去学者讨论国语统一的“前史”

，往往会提到雍正时设立的“正音书院”

。

雍正六年（1728）八月六日上谕：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

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

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惟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

夫伊等以现登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谕，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

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必不能明白官长之意。

是上下之情，扞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

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

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

[20]

此旨既下，“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

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

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

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

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