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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4页）

[21]。

这被很多学者视为官方推行“标准语”

的先声。

[22]然而应该注意的是，有两点使它们区分开来（推行效果不彰，很快废弃，尚属次要，不在其列）：首先，雍正帝虽提到了两省“编氓”

，但针对的仍是入京的官员士子，而非普通民众；其次，除了广东、福建之外，我们在其他地区也没有见到有类似建制的材料。

[23]这和理论上应是国民皆应掌握的国语（即使不会说，至少也要能懂），性质完全不同。

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来看刘复宣布的国语运动的目标——把官话从“少数人”

扩充至“最多数”

（参看第九章），就可知它虽然简单，但确实抓到了问题的要害。

第四，官话与国语在学习形式和渠道方面也有很大差异。

除了“正音书院”

这一特例外，官话的习得基本是通过人和人的自然交往。

关于过去的人如何学官话的史料并不多，温州孙锵鸣1887年的几封家书碰巧都谈到此问题，值得一引。

5月25日的信中说：“澍儿宜添用北边一仆，时常在旁差走，官音自然说熟，不必吝惜小费。

两人相处，戒说土腔，尤为有益。”

6月11日的信中说：“官音首要懂得，自能学得，此极粗浅事，习久自惯，稍有不圆，亦无大碍。

官场中兼带土音人亦不少也。”

过了几日又说：“官音日久亦必臻圆熟。

总在不怕烦不作辍不任性。

凡事初起略带勉强，久之习惯成自然，所谓先难而后获也。”

[24]孙氏是退职官员，学官话必有一套经验，对自己的儿子，更应倾囊相授，然不过是雇一个北方人为仆役，使其日久自然圆熟而已。

无独有偶，自幼生长在北京的孙宝瑄也说，自己的北京话是从小与“家中所用北方女妪”

相处，“熏习而来”

。

[25]就这些例子看，傅斯年的家人把京话叫作“老妈子的话”

（参看第九章），不无根据。

至于没有机会实际接触北方人的人，如高凤谦是通过一本叫作《切音》的书学习京话的（参看第三章）。

国语的习得则并不全靠人们的自然交往，而是一开始就通过学校课程设置等手段（后来又加上广播等设施），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教学方式。

学校是现代社会实现价值再生产的主要渠道，通过教育普及，国语也一步步推广开来。

据胡明扬研究，自19世纪中叶，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话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大批新的语汇产生了；方言特色较浓的语汇，逐渐被普通话书面语所取代。”

这是因为，年青一代的语汇“大部分不再是在家庭生活中向父母学习，而是在小学、中学向老师、向书面语学习”

，因此“越来越接近普通话”

。

[26]这个例子说明，国语传播主要是借助于现代性建置的渠道进行的（学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性质和效率都和官话的“自然”

传播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第五，官话和国语的核心差异，就体现在“国语”

的这个“国”

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