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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5页）

1935年2月，北平市社会局局长在一次演讲中提到，所谓国语，“就是普通所说的官话”

，唯“国语的意义更深远，范围更广大罢了！”

首先，“语字上加了一个国字”

，便“明明白白”

地“限制出使用的地方”

，亦即限于一国之内；其次，也更重要的是，“单提国语二字，意义还不算十分明白，必须说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的国语，方能与世界上一切国家，分别清楚”

。

故“国语”

二字，“和国教、国防、国都、国货的标题一样”

，重在对内统一，对外区隔。

在这种意义上，国语教育或可比作“国防教育”

；这二者“性质有点近似，不过一个是对内的工作，一个是对外的工作罢了”

。

一句话，国语的核心是“国”

：“国语的建设，是以国家为前提的。”

[27]

这一段话提示我们，官话和国语在语义上的根本差别，需要从这两个概念所由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去寻找。

传统所谓“官话”

，主要通行于官员、士子、商人阶层中，多少具有区分不同社会群体的功能；作为各地人们通过长期交往“自然”

形成的语言，它也无须国家权力机关的认可。

国语却根植于民族主义的冲动，具有服务于“民族国家”

建设的明确自觉，其区别功能主要在对外一面，至其对内，则意在统一：它所设定的主体是全体国民，而非社会上的某一部分人。

在程序上，它经过了相关政府部门的正式颁布，带有很强的规划色彩。

因此，官话虽为国语提供了一个语言基础，但从前者到后者的转换，并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自然而然”

。

清末一位作者就说：我国之国语乃“从新建立者”

，何不“聘用各省之精于音韵律者，将所有大别之方言详细解拆，择其适当者之一种，而定为正音”

？[28]这等于要“新造”

或是“新定”

一种语言，至少在理论上这是成立的：国语既为新生事物，自可从头开始。

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的一套“国音”

，虽不像这位作者所建议的那样计划缜密，但大体想法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国音”

可以说是一种“人造语言”

。

赵元任就曾揭发说，除了他给这套国音灌录了一张唱片外，“没有第二个人说这种话”

[29]，可知其与实际通行的官话还是颇有距离的（不一定是字音）。

[30]这还只是就语音层面讲，至于谈到语法、语汇，国语更可说是一新生事物。

1931年，沈步洲说：“吾因（国）夙无所谓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