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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官话到国语（第6页）

[31]而直到1944年，朱自清还准备写一篇题为《国语在创造中》的文章[32]，则在其眼中，国语仍是未完成的事物。

官话与国语的关系，可借助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对“民族”

（natiohnicgroup）所做的区分来理解。

根据史密斯的界定，族群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群体。

它“通常没有政治目标，并且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公共文化”

——只拥有“某些共同的文化因素”

。

但“共同的公共文化”

却是民族的一个“关键特征”

。

某些族群“为了立志成为民族并被承认为民族”

，必须要发展一套“公共文化”

。

同时，民族和族群在历史记忆方面也存在差别：“族群拥有各种记忆传统，而民族则拥有成文的和标准的民族历史。”

它们的另一差异体现在一体化程度方面：族群具有“某种程度的团结”

，民族的“所有成员”

都“生活在单一经济之中并且有着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

[33]

这段话为了将族群与民族区别开来，在有些地方似乎过于凸显了二者的不同——实际上，对于不少前“民族”

时期的“族群”

来说，它们并不是只拥有“共同的文化因素”

，而没有“共同的公共文化”

——“官话”

就是这种“公共文化”

的一部分。

不过，在史密斯的论述里，“立志成为”

四个字，是非常关键的，这里体现出一种面对“公共文化”

的自觉意识；而在“族群”

意义上的“公共文化”

，更多的乃是“自然”

演化的结果。

因此，官话虽然具有“公共”

的向度，但既谈不上“标准化”

，也不针对“所有成员”

；国语则是一群人为了“立志成为”

并“被承认”

为“民族”

而自觉建设的“公共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