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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5页）

他认为前者是“我们日常通用的公共言语”

，它由“许多方言溶化而成”

，流行区域甚广：“除过江苏的东南部、浙江、福建、广东和广西一部外，无论什么地方，这种言语都可以通行；并且，在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都市，这种言语也逐渐使用起来了。”

从地域范围看，它和胡适所说的“普通话”

实应差不多。

但郑伯奇强调，他所说的“普通话”

是在“封建社会崩溃”

和“商业资本社会发达后”

，在“下层”

人民中“自然发生的”

一种“新生的言语”

；而“官话是官场中的通用话”

，“标准语”

则是人为“造”

出来的，皆和普通话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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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话的产生场所，论者的认知虽不一致，但多数人似乎都强调其“现代”

的一面：瞿秋白、聂绀弩都认为它是都市里的“无产阶级”

创造的；郑伯奇把它放到“封建社会”

衰落和“资本社会”

兴起的历史脉络中；魏猛克虽没有直接使用这些术语，但他列出的场所名单，除了“客栈”

“饭铺”

外，都属于绝对的“现代”

场域，其意应与其他几位相通。

因此，在历史这一层次上，左翼文化人论述的重点都是“普通话”

与新社会形态的关联，也就是历史中那断裂的一面。

比较而言，主张国语统一的人们，更侧重历史的继承性，这只要看他们常把国语和官话并论就可见出。

同样，在普通话代表什么阶级的语言这一问题上，左翼人士的看法也有差异。

瞿秋白、聂绀弩直接把它与代表“先进”

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对应起来。

但问题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都很薄弱，“无产阶级”

人数极少，实在既不“大”

又不“众”

。

故郑伯奇就只含混地说“下层”

，更多的左翼人士都只说“大众”

，与国语运动者在五四时期关注的“引车卖浆之徒”

并无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