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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通话对抗国语（第6页）

陈子展（1898—1990）作为大众语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还特意指出：大众“固然不妨广泛的说是国民的全体，可是主要的分子还是占全民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以及手工业者、新式产业工人、小商人、店员、小贩等等”

[67]。

这里专门提出“农民”

，与瞿氏钟情的“无产阶级”

差异更大。

鲁迅更是老实说：大众的“界限宽泛得很，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

，自然也包括了“那些‘目不识丁’的文盲”

。

[68]也就是说其实际当然不限于“文盲”

，亦必然还有许多不怎么下层的人。

不过，对多数左翼人士来说，比这些差别更重要的是，“普通话”

拥有一个全新的历史使命，他们口中的“大众”

，也因此就和“引车卖浆之徒”

不可同日而语了。

除了阶级立场外，左翼文化人反对国语的另一个原因是要寻求地方文化的平等。

这一点前边几章已经有过讨论，此处不再赘言（参看第七章、第八章）。

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与此相关而很少为人所注意的维度，也就是“普通话”

这个概念的背后，也凝聚着左翼文化人对于中国国内民族问题的思考。

自清末“国语”

词义改变后，不少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国语”

乃是“汉语”

。

胡以鲁指出：“国语之所谓国者，异于政治上国家之解说。

吾国政治区域内，若蒙，若藏，若满州（洲）之一部，犹非吾国语之所领。

然而政治区域以外，南洋以下之华侨势力范围，皆吾国语之领土。”

[69]与胡氏强调“国语”

之“国”

非政治意义上的“国”

不同，沈兼士则说：“同一政治团体之中有势力的多数人民所使用之语言，就是国语。”

不过，他也强调，这里的“多数”

，不是指人口：“倘是单就统计的国民多数所用的语言，叫做国语，那末遇着本国人数比属地人数少的国家，例如西班牙，就没有法子可以解说了。

所以‘有势力的多数’，是国语的惟一要件。”

[70]其实，仅就人口论，讲汉语者当然也还占多数；沈氏特别摘出“有势力”

三字，从其上下文看，更是为了强调“文化”

和“民族”

的意义，和胡以鲁的观点正是殊途同归。

然而，他似乎忘记了，如以“有势力”

三字作为确立“国语”

的标准，则恰好证明了清廷以满语为“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