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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2页）

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通过发明新的名相以唤起和创造一种新事物的过程。

本章讨论的中国近代标准语的两次“正名”

过程，就同时包含了这两层意义：表面上看起来，“国语”

和“普通话”

似乎都是旧语汇，实则全是新发明。

它们的提出，不仅是要追随时代变革的脚步，更是要召唤和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现实。

这两次“正名”

活动和政治思想的波动、政治权力的更迭密不可分，表达了命名者和使用者各不相同的“经验、预期和行动”

目标。

这首先体现在从“官话”

概念向“国语”

概念的过渡中：前者是对前近代社会“自然”

形成的一种既成经验的概括，后者则不仅是对现状的描绘，更是对未来的预期——建立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

当然，这同时也是“普通话”

一词的使用者们所欲达成的目标。

不过，他们又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与“国语”

的使用者产生了分歧：这个统一的现代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不同阶级、地区、民族在其中处于何种地位？最重要的是，要达成这一理想，应依赖哪种力量，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普通话”

被从“国语”

的近义词中挑选出来，承担起批判并超越“国语”

的功能，就是要承载左翼人士对这些问题的不同思考。

至于他们的答案，则既受到不同层次的政治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和语言理论）的影响，也和不同时代变动着的政治需要密切相关（如前所述，“普通话”

的含义实可以新政权的建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颇有不同）。

如前所述，“官话”

“国语”

与“普通话”

在“语义”

上虽有一些微妙差异，但都指向一个大致相似的内涵，基本可被视为同义词或近义词。

单就语言学本身讲，“正名”

并不存在任何“必然”

的理由。

毕竟，一个语汇经过些许修改，在不同历史语境下得以沿用的例子比比皆是。

“正名”

的理由只能从政治和社会的“意义”

中寻找。

这种“意义”

很可能主要只是象征性的，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更不能因此忽视它们产生的实质性后果。

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如何对待历史和传统，也是标准语“正名”

过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内容。

在早期的语言统一思潮中，朝野双方都沿用了“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