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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3页）

一词，这不能简单地看作他们把性质不同的事物混为一谈。

实际上，这一方面和这些词汇之间的语义相似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表明，时人有意无意地感知到甚而强调了中国的现代与传统的连续性（尽管其时趋新之风已盛）——用前引史密斯的话说，就是在“族群”

的基础上建构一个“民族”

。

这一特点也被“国语”

的提倡者们继承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把从“官话”

向“国语”

的转换看作自然而然的过渡，只有少数人试图在“国语”

与“官话”

之间划出（并不清晰的）界线。

在这个意义上，“国语”

对“官话”

的取代，犹如一次政权的“禅让”

。

从“国语”

向“普通话”

的转变过程，则要复杂一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竭力强调二者的歧异，将它们放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

因此，以“普通话”

取代“国语”

，不啻发动了一场“革命”

；而这一态度还影响到了他们对“官话”

的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官方对“国语”

的批判力度在表面已经弱化，但实际只是权宜性的容忍，“国语”

最终无法逃脱被淘汰的命运。

与此同时，官方对“官话”

的态度却得到了明显缓和，甚至欲以“普通话”

直承“官话”

之后。

盖此时的“官话”

已经足够遥远，经过了时间的“消毒”

，焕发出别样的历史光芒；“国语”

却因距离太近，“以紫乱朱”

的危险尚未消失，必须予以隔离。

不过，这同样是临时性的。

时过境迁，“国语”

作为标准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的地位还是获得了认可。

由此，现代中国再次被放回一个绵延久远的“记忆传统”

基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