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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4页）

通过“正名”

，人们可以发动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

，也可以缝合由此带来的历史裂纹。

正是通过类似的一次又一次的“言语行为”

，那个“成文的”

“标准的”

，同时也是线性的国族叙事被不断修改，又不断成形——尽管言说并非塑造历史的唯一方式。

[1]凌远征：《新语文建设史话》，4～26页，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5。

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34页。

此外，亦可参见王理嘉：《从官话到国语和普通话——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及发展》，载《语文建设》1999年第6期，22～25页；林焘：《从官话、国语到普通话》，载《语文建设》1998年第10期，6～8页。

[2]市川勘、小松岚：《百年华语》，1～2页（篇页）。

近年的讨论参见丁安仪、郭英剑、赵云龙：《应该怎样称呼现代中国的官方语言？——从英汉对比看“汉语”

、“普通话”

、“国语”

与“华语”

等概念的使用》，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96～102页。

[3]转引自伊安·汉普歇尔-蒙克：《引论：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见《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周保巍译，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在既存成果中，与本章主题最为接近的是白莎（ElisabethKaske）：《官话、白话和国语——20世纪中国“国语”

概念的出现》，见朗宓榭（MichaelLaer）、费南山（Natasghoff）主编：《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上册，李永胜、李增田译，271～30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不过，她没有讨论从“国语”

到“普通话”

的改变，而且在“官话”

和“国语”

的变化方面，她的关注点仍然放在二者的连续性上。

[5]《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请定国语标准推行注音字母提案》，1917年10月17日，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教育”

，770页。

[6]钱玄同：《〈儒林外史〉新叙》，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3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7]钱玄同：《文字学音篇》，见《钱玄同文集》第5卷，8页。

[8]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

本），145页。

[9]钱穆：《论语新解》，180～18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10]缪钺：《周代之“雅言”

》，见《缪钺全集》第2卷，20页。

[11]梅维恒认为，《论语》中的“雅言”

一词，“顶多不过是一种标准读书音”

（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王继红、顾满林译，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89页），是很有道理的。

实际上，只有这样理解，与“《诗》、《书》、执礼”

的语境才是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