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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5页）

[12]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84页。

[13]不过，为了表述方便起见，本章有时也在功能的层次上，粗略地将“官话”

称为“标准语”

，下文不再一一说明。

[14]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269～27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5]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上卷，55、53页。

[16]这方面，陆费逵的一段回忆可以提供一个有趣的事例。

他自言其家人乃至仆人，籍贯不同，经历不同，使用的方言亦不同：“我家的说话，可算得国语标本了。

然而家中公用的言语，没有经过标准的审订。

故这一句是北方语，那一句是南方语，这一句是北京话，那一句是上海话，发音更不相同了。”

（陆费逵：《小学校国语教授问题》，见《陆费逵教育论著选》，199页。

）按：陆费逵此处所云“国语”

，实际上就是“官话”

（也可以理解为“中国语”

），而他所说的“标准的审订”

，就是本章所谓“国语”

和“官话”

的一个重大区别。

[18]关于“标准音”

和“正音”

的区别，张玉来已经明确提出，详论参见张玉来：《近代汉语官话语音研究焦点问题》，见耿振生主编：《近代官话语音研究》，29页。

陈辉提出：“‘正音’、‘官话’和‘读书音’三者是同义词”

，而官话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口语音”

，多受“各自乡音”

的影响，“形成各地的官话发音特色，即‘蓝青官话’”

。

他引用董建交的博士论文说：“明代官话的口语没有想到语言学意义上的标准音。”

（陈辉：《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271～272页。

）如是，则官方公布的所谓“官话标准”

乃是“读书”

所用，而在口头上确如钱玄同所言，并无一个明确标准。

当然，这也不能理解为前人毫不注重口头语言（包括发音）的问题，比如，平田昌司就关注到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世家大族人士在这方面郑重其事的态度。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5～26页。

）不过，这些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例证，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一种更普遍的规范。

[19]何良俊：《四友斋丛说》，1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第7册，287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21]俞正燮：《癸巳存稿》，见《俞正燮全集》第2册，369～370页。

[22]汪晖甚至据此提出：“以语音为中心的运动并不仅仅是现代民族主义的特产，而且也是帝国时代的遗存。”

[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