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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6页）

的论争》，见《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下卷第2部，1494页（作为附录）。

]

[23]平田昌司举出一些例子，揭示了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文教时使用或教授“官语”

“官音”

的情形。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46～247页。

）不过，这些政策的施行范围有限，且所谓“官语”

和“官话”

是不是同一概念，还值得再做推敲；而其中有关“官音”

的材料，明显是针对“字音”

的。

总之，这些例子绝不能代表时人已经具有明确的统一口头语言的意识。

[24]孙锵鸣：《谕孙诒泽书》，见《孙锵鸣集》上册，303、304、307页。

[25]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七日（1902年11月6日），588页。

[26]胡明扬：《上海话一百年来的若干变化》，见《语言学论文选》，159、1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7]佚名：《国语教育讲演稿》，1935年2月13日，北京市档案馆藏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府社会局档案，档案号：J2-3-00302。

[28]佚名：《论统一国语之方法》，载《大公报》，1910年11月30日，第6页。

[29]赵元任：《国语统一中方言对比的各方面》，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639页。

[30]一般认为，1913年所定的国音标准乃是南北混杂的产物，叶宝奎则云其仍属明清官话音系列。

（叶宝奎：《民初国音的回顾与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44～50页。

）但即使如此，赵元任所言也是成立的。

[31]沈步洲：《言语学概论》，173页。

[32]朱自清日记，1944年4月3日，见《朱自清全集》第10卷，28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33]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12～14页。

[34]黎锦熙：《国语文学史代序——致张陈卿、李时、张希贤书》，见《胡适文集》第8册，16页。

[35]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1036页。

[36]梅维恒认为，这个词是受到印度“方国之语”

的概念启发而产生的。

（梅维恒：《佛教与东亚白话文的兴起：国语的产生》，见朱庆之编：《佛教汉语研究》，383～386、392页。

）不过，他并没有举出直接而坚实的证据。

实际上，为何近代之前的“国语”

一词总是和非汉人政权联系在一起，还值得进一步考察。

[37]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395页。

[38]温锡田：《国语广播讲义》，载《国语周刊》第194期，1935年6月15日，2页。

[39]在这个意义上，村田雄二郎将这两种“国语”

放在同一个进程中考察（MurataYujiro，“TheLateQing‘NationalLanguage’IssueandMonolingualSystems：FoPolitiaeseStudiesinHistory，Vol.49，No.3，2016，pp.108-125），恐怕是有问题的。

[40]《乡试笑柄汇志》，载《大公报》，1903年10月19日，第4页。

[41]据说钱玄同直到1913年还认为“国语”

不成名词（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见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43页），但这显属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