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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第7页）

[42]佚名：《教育普及自划一语言始》，载《大公报》，1909年9月30日，第2张第1版。

[43]《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清单》，载《申报》，1909年5月3日，第4张第2版。

[44]吴稚晖：《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见《吴稚晖先生全集》第5卷，56页。

[45]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7页。

[46]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50～252页。

不过，把“官话”

当作“官”

话，却也是长期流行的见解。

胡以鲁就说：“吾国向所称为北京官话者，官吏用语，非公共语也。

官与民隔，官话不及于民。”

（胡以鲁：《国语学草创》，97页。

）他是读音统一会的会员，此言似是直接针对前引王照的话而发（参看第三章、第七章）。

直到近年，意大利学者马西尼还说，官话是“官员使用的口语”

；英国史家彼得·伯克更将其归入“行政语言”

（administrativeidioms）之列。

（分别参见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2页；PeterBurke，“IntroduPeterBurkeandRoyPortereds.，LanguageandJargons：tributionstoaSocialHistuage，Cambridge，PolityPress，1995，p.8.）按：西人将“官话”

误解为官吏用语，大概源自明末耶稣会士。

（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248～249页。

）

[47]《学部改订筹备教育之纲要》，载《申报》，1911年2月13日，第1张第4版。

[48]路康乐（EdwardJ.M.Rhoads）：《满与汉：清末民初的族群关系与政治权力（1861—1928）》，王琴、刘润堂译，113～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9]张洵如（魏建功）：《“国语运动在台湾的意义”

申解》（“国语问题小丛书”

第一种），台北现代周刊社印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301。

[50]胡适：《〈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见《胡适文集》第2册，165页。

[51]钱玄同：《给黎劭西的信》，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376页。

[52]刘儒编著：《国语教学法讲义》，4～6页。

[53]钱玄同：《吴歌甲集序》，见《顾颉刚民俗论文集》第1卷，14页。

[54]乐嗣炳：《国语概论》，12页，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时间不详。

[55]芳：《读书问答·〈民众教育〉》，载《进修》第3卷第13、14期合刊，1934年，43页。

又如《安徽省筹备国语统一会推广国语办法草案》（日期不详，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公署档案，档案号JC23-1-30820）称：“如小学教员，即非教授国语者，亦以能用普通话为宜。”

[56]《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方言调查会成立纪事》，载《晨报副刊》，1924年2月12日，第4版。

[57]振德：《交大来的消息》，载《智慧》第19期，1947年，19页。

[58]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138页。

[59]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

》，见《语言·文字·思想》，116、118～120页。

这在其时的左翼人士中是一个非常流行的看法。

毛泽东（1893—1976）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亦有同样的评论：五四运动“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而这显然是不够的。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7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