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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8页）

格林菲尔德曾说：民族主义把“个体认同的本源定位于‘人民’（people）之中，‘人民’被视为主权的持有者、效忠的主要对象和集体团结的基础”

，“在特定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自于‘人民’中的成员资格，‘人民’的根本特点在于它被界定为一个‘民族’”

。

[34]吉登斯也试图解释，为何“民族国家”

和“民主”

（他主要用这个概念指“多元价值”

）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

[35]在他们看来，民族国家同时也是民权、民主理念的实践形式。

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具体情形也许与他们所论不尽相同，但应注意的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几乎同时出现在国人意识中，并在实践过程中紧密交缠。

不论实际情况如何，人民在理论上享有的政治地位，也必然通过各种方式对政治产生影响。

不过，如同第七章所言，“人民”

或“国民”

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异质的概念。

一旦落实到具体语境，“人民”

之间的区别乃至对立就暴露无遗。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地域因素。

在大多数情形下，不同层次的地方视角及其特定的利益、情感、欲望与价值观主导了国语运动中相当一部分议题的论战方向。

然而必须提示的是，当这些地方性群体强调自己的特殊性的时候，并不等于他们就此放弃了对国家的认同——“爱乡”

与“爱国”

并不对立，只是存在张力，在有些情形下会激化而已。

但无论如何，“国家”

（就本书的议题而言即“国语”

）一方面成为不同群体的共同信仰和对话平台，另一方面也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竞争场域；把这两方面衔接在一起的概念，就是“平等”

。

另一个和平等有关的关键词是阶级——我说的是广义的“阶级”

。

1895年，严复指出，言语与文字“系生人必具之能。

人不知书，其去禽兽也，仅及半耳”

。

东西各国国民无不识字，并不“以士为独尊”

，唯有“中国以文字一门专属之士”

，而士又“翘然以知书自异”

，引为异事。

[36]晚清以来各种普及识字的努力，多少都有一点打破“士之独尊”

的意味。

白话文运动同样循此轨路而行，新文化运动诸子的论说早已为人所熟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化人在此基础上更进一层，前文多有，不必再加赘述。

这思路也是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