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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9页）

18世纪启蒙思想家如狄德罗（De，1713—1784）就已提出：统治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反对下层民众识字，以便对他们施加控制。

[37]在那之后，文字就常常被看作一种阶级压迫和专制统治的手段。

在中国这种识字率不高又被认为实行封建专制的国家，此类言论尤其流行。

1913年，参加读音统一会的广西代表蒙启谟等提出，凡历史悠久的国家，其语文必有文言与口语两类，此是自然趋势，而不同的政治势力对它们的态度完全不同：“专制之民贼，违反自然之现象，弃其一而用其一，单主文言，抹杀口语；良善之国家，根据自然现象，双方活用，以救济历史上之自毒。”

中国既入“共和”

，自应采纳良善体制，“普通用口语，专门用文言”

，二者并行，方是顺天应人；“借曰不能，仍旧文言口语不许分析，即不许有国语，此是专制余孽之所主张，吾国民不可不用最后之手段对付之”

。

[38]蒙启谟等人是为白话文争地位，不是要废黜文言，其态度和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者完全不同，不过，他们熟练运用“专制”

“共和”

一类政治语汇来讨论语言文字问题，则与后者并无二样。

与很多欧洲国家不同，在中国，口语方面虽然也存在一些阶级性的变异，但相对说来并不严重（参看第九章）。

但这不等于说这种意识不存在。

王照声明北京官话乃是“士大夫所道”

（参看第三章），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指责国语是“官僚的”

（参看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就是两例。

刘复亦曾从此一角度梳理过国语运动的历史：国语运动的初衷是“普及教育，便利妇孺”

，但随着切音字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的开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应该有一种“使全中国人民都能接受”

的语言，“到此地才是真正的国语运动的开场，也是到了此地，一般提倡国语的人，才把中国全民族混通看做一块，不再用开通知识便利妇孺等话头，把一国的人民，勉强分作两家”

。

[39]这是强调国语打破了等级界线。

而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位左翼知识分子指出，仅仅争取“文字的民主”

是不够的，“应该扩为‘争取’‘语文’的民主”

。

[40]他所说的无疑包括了反对“国语”

的斗争——然而，这并不妨害他跟刘复拥有同一种价值倾向。

中国现代语文革新运动的阶级意识颇有水涨船高、每况愈上之势，每一代语文改革家都指责上一代缺乏民众立场：新文化运动诸子之于清末切音字运动，左翼文化人之于新文化运动，莫不如此。

可是，这也正好提示出大多数语文改革者从未料及的问题：他们自己也不是真正的下层。

事实上，在很多情形下，与其说他们是站在民众的立场发言，毋宁说只是代替他们意想中的民众立论，其实未必搔到后者痒处。

由王璞主持的《官话注音字母报》曾发表一篇图画，画中一位老者哀叹：“哎呀，我眼睛看不见，一步不能走，可怎么好哇？”

旁边一个少年安慰他：“先生不要着急，我给你一根马竿。”

[41]如前所述，不识字犹如睁眼瞎，寸步难行，痛苦不堪，在致力于普及识字的文献中是个极为常见的比喻。

[42]但有众多材料表明，普通民众对识字的积极性并不高，以致主办者常须动用一些惩罚手段。

1923年年底，陶行知（时名陶知行，1891—1946）与徽州旅芜同乡13人共拟《徽州推行平民教育办法》，提出：“一年以后，凡入县城，不能读《千字课》者，须纳铜元一枚；一年半以后，不能读者，须纳铜元五枚；两年以后，不能读者，须纳铜元十枚。”

[43]1936年，他又将此思路推向上海。

[44]福建永泰县政府曾在大街上贴有告示：“经过此处的人，都要用国语读会黑板上的字，才准通行。”

[45]而上海识字运动宣传标语中更有“不识字的人假使不肯识字，市政府要科以罚金或劳役，将来或许还要把他驱逐出境”

的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