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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语运动与民族国家 对外和对内（第10页）

[46]看来，“文盲”

并没有读书人想象的那种痛苦，反而是强迫推行的识字运动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诸多烦恼。

[47]

这种“代人民痛苦”

的现象，也不限于识字。

比如，中国字拉丁化运动本着争取“语文民主”

的原则，大力提倡方言拉丁化（参看第九章），然而陈原在1935年就观察到：“到现在为止，只有拉丁化中国北方话方案被普遍地应用着。”

[48]周有光也证实：上海虽然开办了上海拉丁化培训班，“结果呢，多数人愿意学北方话……学上海话拉丁化的人很少”

[49]。

显然，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平等”

，与普通民众的真正需求之间，错位不是一星半点；至少仅就这个方面来说，国语所代表的“一体化”

方向未必如左翼文化人所想的那么不受欢迎。

当然，最能体现民族国家和平等原则之间的紧张感的，还是国族和国语的关系。

早在清末，以汉语汉文同化少数民族的看法就占了上风。

1907年《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出，化除满汉畛域，“其一在权利平等，其二在习惯同化”

。

语言文字即“习惯”

之一。

“今满人之语言文字，几在天演淘汰之列，其所憗遗者，不过一二之称谓名词与少数之官名而已”

，自可以汉文代之。

[50]此点也获得官方认可。

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1908年1月15日），宪政编查馆收到黑龙江巡抚电询：“不识文义者不得有选举权，至本省旗蒙人等单识满蒙文，不识汉文者，似不得以不识文义论，应如何酌定办法？”

宪政编查馆明确表示：“旗蒙人等仅识满蒙文，不识汉字者，仍以不识文义论。”

[51]

不过，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平等的重要性，尤其是左翼文化人推动的中国字拉丁化运动，为50年代中期以后官方正式启用“普通话”

的称呼奠定了基础。

尽管两个名词的具体所指并无根本差异，但政治意义大为不同：较诸“国语”

，“普通话”

一词更为尊重各民族文化的平等——它是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交流的媒介，并不是独此一家的唯一标尺。

同时，比起“国语”

，“普通话”

的词义也要模糊很多，维持了足够的弹性，使得中国可以同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

和一个“民族国家”

。

然而，对于国语运动来说，这个结局却不无讽刺：其最终目标之达成，是以自身的消灭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