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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1页）

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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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同时，国语运动还具有一个时间维度，就是对“现代”

的追求。

在这个方面，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政治维度，把它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中。

吉登斯曾提出，现代社会制度有赖于两种时空“脱域”

机制，一个是“象征标志（symbolis）”

，另一个是“专家系统（expertsystem）”

。

“象征标志”

是人们借以进行“相互交流的媒介”

，“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

；“专家系统”

则是“由技术成就和专业队伍所组成的体系”

，他们维持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物质与社会环境的博大范围”

。

[52]无疑，“国语”

正是吉登斯所言“象征标志”

的一种，它的制定和传授又有赖于一个“专家系统”

，并强化了这一系统的权力。

不过，我指出这个视野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借助于任何既存的“现代性”

理论才能理解国语运动。

相反，我们恰好是要从中国的实际经验出发。

19世纪晚期以来，中国的物质环境、社会组织发生了一些引人瞩目的变化，它们都指向一个规模急剧扩大、构成方式更为复杂、时空被高度压缩的大型社会，国语运动乃是适应这种社会的沟通和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让我们首先来看物质方面。

晚清以来，各种“为古人所未曾梦见”

的新器物、新技术和新景观层出不穷，使得旧有的字词穷于应付，中国人似乎陷入了一个“表述危机”

之中，而这一点正是造成语文改革的主要动因之一（参看第一章）。

清末黄遵宪等人诗风大变，也是大量采用新名词，描述新事物、新主题造成的。

[53]其中，与交通和资讯传播有关的部分，如汽船、铁路、电报、电话等，增强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也使得社会生活日益快捷化，更成为文字改革和国语运动的动力源头。

[54]

在诸种新生事物中，现代印刷技术的推行，尤其是打字机，对汉字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民国初年，一位英国记者丁格尔（EdwinJ.Dingle，1881—1972）就断言：汉字“只能用笔书写，不能用打字机书之。

即此一节，于其国中将来商务之发达，颇有阻碍。

盖商务发达至极繁时，其交通而随之亦趋于极繁，当此之时，时光至可宝贵，若写字不能用打字机，则殊多不便也”

[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