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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3页）

，一看就懂，“请问谁经济，谁不经济呢？”

[64]他们所说的“经济”

，就是“经济人”

的“经济”

，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利润，节约、节省之谓也。

无论是否赞成语文革新，皆以“经济”

为准，那一时期的社会价值观念所向，不难想见。

商品经济不但改变了中国语文的面貌，也为后者提供了一个理解与表述的模型。

胡适曾把语言比作货币（参看第九章），信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左翼文化人，更是热衷于这个类比。

在1937年3月发表的一篇文章里，胡愈之宣布：

拿语文和货币来比较，是最适当没有的。

货币是表现商品价值的工具，而语文是表现思想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靠货币的媒介，才能发展商品的交换，同样地，在一切人类社会中，也只有靠语文的媒介，才有思想的交换。

资本主义的商品制度的存在是货币的“生存理由”

，而人类思想交换的必要，也是语文的一般“生存理由”

。

他做此铺叙是为了表明，“纸币只是金银的代表者，所以书写文字也只是口头语的代表者”

，否则便不能“起思想交换的媒介作用”

；而方块字是不能“代表活语言”

的，“至少有一部分已成了不兑换货币”

，甚而是“冥国银行钞票”

了。

[65]施効人也有类似的见解：语言与文字“同为表达人们观念的工具”

，却包含着一个“矛盾的性质”

——“语言的可变性强，文字的可变性弱”

。

这就好比“商品里边包含有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两重性一样，这个矛盾要求其统一”

，就是“我们今日语文改革”

的契机。

[66]这些论述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同一种隐喻视角，提示出国语运动和商品经济之间在逻辑层面的同构和在历史层面的关联。

显然，物质生活的变化，不仅造成了词汇、文字和文章领域的改变，也使得人的情感和思维方式发生变易。

不过，它并非直接作用于人的心智领域，而是通过社会组织来进行的。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Cassirer，1874—1945）曾说：“正是语言使得人在社团中的存在成为可能；而只有在社会中，在与‘你’的关系之中，人的主体性才能称自己为‘我’。”

[67]这个意思是说，语言的迁变乃是“社团”

关系更革的结果（至少是互动的），同时也是个人与他人及社会关系变化的表征。

语言体系不同，人“我”

关系及社团构成也不一样。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有必要把国语运动放在“社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