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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4页）

变革的视角下进行思考。

中国现代“社团”

变革以建构民族国家为核心任务，但在民族国家之外，它还有其他使命。

傅懋勣指出：“当社会处于封建割据的分散状态时，分散的方言就可以满足各个不同地区的居民的交际需要。

但社会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共同市场和工商业中心的出现以及现代通讯设施的日臻完善、国民义务教育的普及等等社会因素，为标准语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68]市场、城市、通信、教育，都已超出国家形态范围。

聂绀弩1936年的一段话拈出了“生活”

二字，更为简要：“所谓语言随时代底变换而变换，其实就是随着生活底变换而变换。

时代变换了人们底生活，生活又使语言受到它底影响，如斯而已。”

[69]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生活底变换”

尤其表现为生产关系的变革。

1931年，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瞿秋白试图把语言文字和社会生产方式直接对应起来：“科学的机器工业没有发生的时候，人往往不能用理智的、合乎逻辑的言语来记载一切的东西，而用手工业的特殊方法——熟练的手艺式的文章，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方法。”

[70]特定的“文章”

类型对应于特定的生产方式，而机器大生产和个体手工业的不同，重点显然不在机器，而是通过机器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社会属性。

瞿秋白的论说当然过于简单。

不过，正如丁格尔所提示的，包括商务、交通在内的经济生活的确是理解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又都是以“国家”

为单位组织起来的。

事实上，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格局，谋求与捍卫自身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而这就要求它必须营建一种更集中和有效的社会及经济活动的组织方式。

前边谈到的国家认同对“原生性”

认同的替代，就是此一过程的产物。

从竞争效率的角度看，交流过程的标准化和简明化自在情理之中，它自然会对语言文字的各个层面（无论是书面的文字、文体，还是口头的语言）产生冲击。

民族国家的建立，也伴随着城乡关系的调整。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城乡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连续性。

但是，20世纪以来，包括物质、知识、人员、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源日益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城乡连续性随之破裂，而日益变为政治地理学家们所说的“中心—外围结构”

。

[71]如果用我们前面区分的两种“统一”

观念来看，这种结构更趋于刚性统一。

从价值论角度看，这个结构不仅决定了权力的分配关系，还被置换为“先进”

与“落后”

、“复杂”

与“简单”

、“现代”

与“传统”

的区异。

20年代初期，张士一提出国语的确立条件之一即政治、外交、教育的“中心点”

（参看第七章），就体现出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

的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