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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5页）

30年代，瞿秋白推出“普通话”

以替代“国语”

，理由之一也是它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参看第十章）。

1957年，陈梦家在一次会议中提到：“最近听说汉语拼音文字中发生一个词儿连写的问题。

研究连写的都是城里人，新名词多，乡下人就不同了，单音词多。”

[72]他敏锐地抓到了物质和社会环境与语言的关系：因为新器物集中于城市之中，城里人的语言自然复杂。

在此意义上，国语运动也可以说是一种语言的“城市化”

运动。

这些变化推动了国语运动的发生，也为其推行提供了便利。

语言在时间中存在，转瞬即逝。

现代留声技术的发明则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通过留声唱片，声音可以高度保真地反复播放。

这种技术被迅速运用于国语教学。

[73]1920年秋，教育部聘请王璞灌录了一张国音唱片。

[74]不久，赵元任也制作了一张自己的国语留声机片。

[75]无线电和电影对于国语传播贡献更大。

王力在193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中就说道：“现代有三样东西最能帮助我们学习国语”

——白话剧、有声电影和无线电。

[76]在台湾推行国语的过程中，人们也有效利用了“广播电台、有声影片，及留声机等工具”

[77]。

20世纪最后20年，由于电视的普及，普通话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推广开来。

国语运动的现代性，还体现在建制性的教授方式上。

陈独秀在清末介绍国语教育时，就特别提到“学堂”

的重要性（参看第三章）。

在现代传媒技术（无线电和电视）普及之前，国语主要就是依靠学校推广的。

周有光曾云，方言主要是从母亲那里学来的“母亲语”

，共同语则主要是从教师那里学来的“教师语”

[78]，可谓片言居要。

更重要的是，现代教育体制又是民族国家运动的一部分。

宇文所安（StephenOwen）指出：“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文学和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学校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

[79]他说的是中国，可是这一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

霍布斯鲍姆已经观察到，教育和行政力量合力推动了欧洲各国“大众的民族化”

。

[80]

国语运动也和知识领域内的一系列新变化相伴而生，主要是语言学的变化，其中尤以语法学、实验语音学和方言调查最重要。

在国语运动的普及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与发声有关的那部分生理学知识。

这些学科的出现，将研究重点从传统音韵学的“目治”

方法转向“耳治”

方法（参看第八章），解决了以往困扰学者们的“审音”

问题，更加便利于国音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