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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7页）

观念。

后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同时性”

的测量技术和思考框架。

在此框架中，“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

；通过它，我们得以“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

。

[84]据此，“过去”

不过就是这个“同质”

时间的一部分，离开了“现在”

，它并无独立意义可言。

然而，任何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也都不能不为民族寻找一个更加古老的根基。

无论这根基是实存的还是被“发明”

出来的（实际常常二者兼有），它都被认为是“民族”

形成的先决条件。

1970年，赵元任在檀香山的一次讲演中提到：

说到国语统一的运动，平常总是想到民国初年教育部颁布的国音字母（民国七年）跟《国音字典》（民国八年），跟全国学校等处推行国语的活动。

其实方言在一方面因时代的变迁而渐渐分歧，另一方面又为了交通上的需要，无论是由公家推行或是因非正式的趋向，自然的要走向大致统一的道路上。

因此，“民国初年中国语言统一运动，其实是跟中国历史上其他的语言变迁或是其他语言史里的变迁都很相似，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

[85]

赵元任试图把国语运动放入一个连续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当然可以得到不少事实的支持：第一，如同众多改革者们指出的那样，汉字的形体一直处于变动之中，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种“简化”

趋势；第二，“声音先于文字”

也早成学界共识（参看第四章）；第三，我们虽然不能赞同胡适的结论，把白话文的发展看作中国文学史的主线，但毫无疑问，它的确是古已有之；第四，国语不但在功能上，而且在内容上，都和传统的“雅言”

“官话”

具有明显的承继关系（参看第十章）；第五，国语运动争论中的许多话题，如“正音”

与南北之争、夷夏之辨的关系等，在历史上早已存在；第六，在国音制定过程中，也有不少人提出“本于历史而求其发达”

“宜今而不背古”

的原则（参看第七章）。

而平田昌司最近的研究也表明，韵书和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起着规范字体、字音、词汇和语法、文体的作用。

这些维系着朝廷功令所在，是任何一个参加科考的士子都无法回避的。

[86]不过，正如本书第四章和第十章试图表明的那样，从目标、结构和“意义”

来看，民族主义已经使得这些现象和历史上的对应物截然不同。

如果民族主义是棵大树的话，传统就是化作春泥的“落花”

，为国语这枚硕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但硕果与落花显然已是两物，不可混作一谈。

国语运动的“现代性”

自觉，在下面这个事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许多国家的语言民族主义运动都曾出现过“语言净化”

的吁求，要求用“本民族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外族的表达方式”

，体现出一种明确的“复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