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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语运动与现代性（第8页）

意向。

[87]类似情形在中国也曾出现。

清末民初即有人呼吁，抵制外来名词和“东瀛文体”

[88]；20世纪50年代初，《人民日报》也曾发表题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的社论，批评了包括“不加选择地滥用文言、土语和外来语”

在内的“许多不能容忍的混乱现象”

。

[89]但是，整体来看，中国的国语运动对于追求“纯洁”

的汉语并无特别的兴致，积极吸收外来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才是其主流。

现代汉语的发展基本遵循了周作人的“理想”

：“以白话（即口语）为基本，加入古文（词及成语，并不是成段的文章）方言及外来语，组织适宜，具有论理之精密与艺术之美。”

[90]换言之，中国的语言民族主义的重点不是发掘一个“纯粹的”

“原初的”

语言形态，而是要在继承历史的基础上创造出一套新语言。

当然，即使是那些号称要排外的语言，在实际上也不可能真正与世隔绝，否则必会丧失其创造力。

但我想说的是，晚清民国时期的国语运动不但在事实上，而且也在有意识的层面上表现出了强烈的开放性。

然而，标示出国语运动的“现代”

特征，仍然不能代替我们回答：“传统”

是怎样成了“现代”

的一部分？换言之，“传统”

是怎样过渡到“现代”

的？尽管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开门见山地批评历史学家对“长时段”

的热衷，而强调“断裂”

的重要性[91]；但事实上，我们的确可以“感到”

，历史呈现出了非常强烈的连续性。

即使是跳跃性的突变，也会沉淀为“常态”

。

更重要的是，如同吉登斯所指出的，在建构个人认同的过程中，一个人必须“持续地吸纳发生在外部世界中的事件，把它们纳入关涉自我的、正在进行着的‘故事’之中”

[92]。

换言之，只有历史的连续性才提供了认同的可能。

个人如此，群体、民族、国家又何独不然？那么，断裂与延续仅仅只是简单的平行并置吗？它们有没有可能以及如何可能成为一个整体？

本书对“方言”

“国语”

“普通话”

等词例（参看第八章、第十章），以及“因声求义”

这样一个理论的嬗变过程的追溯（参看第四章），大体可以对此做一回答。

在这些例子中，变易和恒常同时发生，但历史的当事人们所“感知”

到的，却主要是历史延续的那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