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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11页）

它“从鲁迅以来一直是诘屈聱牙，在许多地方没有自信，要表现时有双语的顾虑。

许多从国外回来的研究文史哲方面的学者觉得还是用英文表达比较顺畅，中文有许多困难，有许多字汇互相牵连，不能像江河般**”

。

[131]沈国威教授最近也提出：

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

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能产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传播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普及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民主的机会均等）。

从这些观点看，汉语还远远没有实现“近代化”

。

汉语中还有很多历史的遗物在左右我们的书面语价值取向。

[132]

这两位的观察既互相印证，也有可以互相对比的地方，但不满意的态度是一致的。

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诞生时间太短，自然无法成熟，不过它也受到了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影响。

而其解决办法，当然不能是单纯地复古（如前所述，现代人的情感与思维，有许多已经远远超出文言所能表达的界限，硬要维持“文言”

的格局，势必削足适履，崎岖难行），但吸收外来表达方式，也不能仅仅停留在“硬译”

阶段。

我们要做的，恐怕还是在借鉴古典和外来语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我们自己的语言，使其更加丰富、细腻、优雅，富于层次感，能够更为清晰和流畅地表达复杂的思想，无论是由目入还是由耳入，皆能使人心通神会。

对每一个与汉字、汉语打交道的人来说，无论从事何种专业，这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责任，本书当然也不例外——尽管其结果理所当然地配不上刚刚的宣言。

[1]萧乾的有关经历及《梦之谷》的创作和发表，参见萧乾：《生活回忆录》《文学回忆录》，见《萧乾回忆录》，43～46、298～299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

[2]本段和以下数段未注明出处者，参见萧乾：《梦之谷》，见《萧乾选集》第1卷，43、111、62、98、11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我使用的是作者1980年的修改本，但主要情节和表述并无更动。

[3]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154页。

[4]李赋宁（1917—2004）回忆他一个小时因患病而耳聋的叔叔，“利用拼音字母”

学会了读书，只是“语调与正常人不同，缺少抑扬顿挫”

而已。

（李赋宁：《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李赋宁的祖父李良材（字桐轩，以字行，1860—1932）是读音统一会会员，有此一例，并非无因。

这两种“耳聋”

当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只是也不妨拿来为国语运动做一佐证。

[5]事实上，这篇小说所描述的基本情形和感受，也得到了其他人类似经验的印证，如画家和作家倪贻德（1901—1970）在广州市美术学校任教时期的遭遇。

（倪贻德：《记几个美术青年》，见《倪贻德艺术随笔》，151～1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2。

）世界语运动者冯省三（？—1924）的经历，更可以和萧乾的小说相互印证。

1924年，他前往国立广州高师教书，曾在给钱玄同的书信中抱怨：“广州的人民，除开广州话外，所最注意的便是英文，至于中国的国语，在他们是毫不相干。

……至于到了广州城，便是到了外国了，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说，成天像个哑巴，又像个傻子，要是到了不得已而必须说话时，便求之于笔的写。”

这使他颇为不满：“国语运动了这些年，而运动得又那样热烈，中国的一个国立高师还是这样，岂不奇怪！”

就连用语都和萧乾颇为相似，看来确实代表了“所有初次到广州的北方人”

的共同心声。

（钱玄同：《悼冯省三君》，载《晨报副刊》，1924年6月23日，第2版）。

[6]不妨参看第九章中俞平伯对“母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