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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10页）

另外，“文字的组织，也逐渐进步，容易适合于表达语言的曲折”

，遂有“唐宋以后的白话文”

。

它“是一种代替文言的，更合乎现实的文体”

。

综合这两个方面看，“中国文体是永远在向与语言接近的道上走。

而中国的语言，也逐步丧失其特性，而接近文字”

。

[129]

相对于大多数语文改革论者的静态见解，刘节的考察与胡以鲁、钱穆的看法（参看第九章）相类似，呈现出一种更加动态的眼光。

他注意到，除了“分离”

一面之外，中国的言和文也不乏相互影响的经验。

语言因受到文字约束而减缓了分异的趋势，文字也因要竭力描写语言的曲折而日趋细腻。

双方自有流变，又彼此调节，不即不离，而都变得更富弹性。

回到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如果语言更多展现了小传统的迁变轨迹，文字则更多地与大传统紧密相连，这一描述显然告诉我们，大小传统之间是怎样持续不断地互相形塑的，“一”

中之“多”

和“多”

中之“一”

，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得到维续（参看第九章）。

此外，我更想进一步指出，在刘节的描绘中，语言和文字看似是对等关系，但细读可知，文字扮演了更为积极的角色，在语文关系中居于相对主导（是“主导”

，而非“主宰”

）的地位。

了解这一事实，对于我们评估20世纪语文改革运动的得失非常重要。

尽管以对汉字的批判为发端，但是，离开了由汉字所代表的文化传统的滋养，这个运动显然无法取得今日我们所看到的任何成就：“当代”

生活变动不居，看似五光十色，却没有任何人能够把握其方向与力道，无法供给我们足够丰沛的思维和表述资源，更谈不上创造性思想所应有的尖锐力度和纵深之感。

其实，在今日看来，国语运动的几个子项目中，汉语拼音化运动已完全失败，反而是态度更加温和的汉字注音方案（包括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与人方便，功德无穷；白话文和读音统一亦是成绩斐然，在人耳目。

那道理自不难推知：只有“温故而知新”

，才能为旧邦续新命。

因此，以事后之明来看，我们似应特别庆幸这个运动中最激进的那部分的失利，得以使如此庞大的中国继续作为一个文化生命体而存在。

如同余光中用他那诗人的语言所宣布的：无论中国如何变迁，“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

，“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

便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

，在里面寄托了我们“祖先的回忆和希望”

。

[130]

在此前提下，我们来试着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作为国语运动的成果，现代汉语已经诞生超过一个世纪，经历无数人的试验，那它今日又处于何种境况呢？杜维明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曾引用台湾学者梅广的见解：“现代汉语虽经过几代的努力，但字汇、文法、表现形式还是有所欠缺”

，远不如古文“纯熟优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