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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9页）

可是，无论如何，民族国家毕竟是20世纪的新事物。

它“新”

在何处？是什么将其变为一个现代的“想象的共同体”

？对于一个“国族”

（民族）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共同体”

的规模已经远超“面对面”

的社区水平，因而不得不依靠“想象”

而存在；更重要的是，它试图通过多重实在而具体的手段，使其内部的“共同性”

变得更加匀质。

在传统“共同体”

中，“想象”

的力量没有也无意于消除其内部文化密度的差异性，这就是它包含许多“unities”

的原因（参看第九章）。

尽管这些“多”

无碍于其成为一个不可分离的“一”

，但“国族”

的要求比这更高：“多”

必须彻底化作均匀的“一”

，密度的不同不被许可。

国语就是促成这种匀质化的手段之一：在理论上，对所有国民来说，国语都是等价的，而不像方言那样（参看第八章），天生带有“门槛”

，在“内部”

之中又有内、外的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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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大传统”

的意义，也不意味着“小传统”

是没有意义或者缺乏活力的。

相反，中国文化的绵延、成长，主要得力于大、小传统的频密对流。

这一点，我们仍可以从语、文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

刘节（1901—1977）曾说，汉字和汉语最初是两条“平行线”

，汉字只代表思想，不代表语言，无法表现“声音的复杂结构”

，更不要说“语言上的复杂结构”

了。

语、文分头演化，各自发展。

“但过了一相当时期之后，中国语言逐渐失去原来的形态，反而受了文字的划一化”

，丢掉“方言的强调性”

，而发展出一套“受了文字影响以后所形成的中国人的共通语言”

，也就是“官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