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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8页）

其中“戏剧和小说”

属于同一层次，对应的就是白话。

[123]在此分类中，白话（戏剧和小说）处于全国性的高级文化（文言、诗文）和地方性的庶民文化（方言、口承文艺）之间。

从影响的地域范围看，它即使不能说是全国性的，至少也是超地方的；从影响的社会阶层来看，它兼顾到了上层与下层。

现存文献中也有一些线索提示，时人对于这种处于中间的层次是有体会的。

1917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开办了一所工人夜学。

参与教学的毛泽东说，经过三日实验，“觉国文似太多、太深”

，应“改用通俗语（介乎白话与文言之间）”

。

[124]这里很难确定他所说的“白话”

是何意：若指“方言”

，则“通俗语”

就是一般所谓“白话文”

；若就是指通常所说的“白话文”

，则“通俗语”

又是另一层次。

无独有偶，1919年1月，蔡元培等人也提出：“欲用语言入文，必先调查全国之方言，博征古籍，以究其异同，详著其变迁之迹，斟酌适中，定为准则。

其程度必视寻常之语言稍高，视寻常之文字较低，而后教育可冀普及，而语言亦有统一之望。”

[125]“寻常之语言”

“寻常之文字”

，意义同样不易确定。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例子都突破了语言与文字的二分，而试图做更细致的区别，特别关注的是那些在社会意义上具有“承上启下”

“下学上达”

功能的层次（参看第二章第四部分）。

国语运动的定位实际也就在这个层次。

若将这一结构放置于时间轴中，它将再次提醒我们，“大传统”

为包括国语运动在内的民族主义的开展，提供了一种支柱性的作用。

王国斌曾阐明，明清时期文化认同的普遍扩散（“文化将人们结合起来”

），是如何为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打下根基的。

[126]实际上，“文化将人们结合起来”

的时间比这还要早，而在中间起到黏合剂作用的就是意符性的汉字。

在此意义上，中国早就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不同地区的人们，正是通过汉字、经典、科举制度这样一些“大传统”

，体认、想象、感知到一个“中国”

或“天下”

秩序的存在；也正是通过同样的纽带，无数个地方性的“unities”

得以绾合成为一个“充满异质性的连续体”

。

[127]离开这一前提，20世纪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无从想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