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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17页）

，而“完全没有考虑到语音标准和发音的统一问题”

。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0～282页。

）但这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新文化运动者对于语言统一是高度重视的（参看第五章、第六章），而且白话文运动正是要在纸面上实现中国文化的“声音转向”

。

（王东杰：《中国近代文化的“声音转向”

与知识革命》，见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丛书编委会主编：《中国当代艺术研究》第1辑《感官媒介与认知方式的转变：中国当代艺术研究》，50～58页。

）平田的看法，乃是将文学革命孤立起来观察的结果。

[113]朱自清：《国语和普通话》，见《朱自清全集》第4卷，53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114]蒋介石在纪念吴稚晖的文章中，高度称赏其对国语运动的贡献：“先生认为我国‘书同文’还可勉强过得去，但‘字同音’则距离太远，于是在民初即尽全力研究并推行统一国音运动。”

（蒋介石：《吴敬恒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见曾景忠编注：《蒋介石家书日记文墨选录》，318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0。

）其表述虽不全面，却相当准确地把握到了国语运动思路的关键。

这一思路，在大陆如此，在台湾亦然。

一份写于1946年4月20日的文件指出：“汉字可为台语与国语之桥梁，故推行国语而欲求台胞能自然学习，仍须以国字为媒介；学国字须谋国音，故须推行注音国字。

将来新学国字之人将完全以‘国音’为国字之‘读音’而代闽语原来之‘读音’——所谓‘孔子白’。

其方言中之音（有字可写者），即为那一字之‘语言’也。”

（《台胞语文真相及国语推行之方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档案号：5-12295。

黑体字原文加有着重符。

）此思路虽是特别针对台湾的情形而定，却极为忠实地遵循了国语运动从文字统一语言的基本原则。

[115]如同平田昌司指出的那样，科举制度和以《切韵》为代表的韵书长期起着“字音”

标准的作用，对读书人的发音产生了不容低估的制约作用（其实际效用当然无法和国语运动对“语音”

或“口音”

的关注相比）。

事实上，明清以来，人们已经有以“字音”

正“语音”

的明确意识。

平田在书中引用了两条材料，很有说服力。

一是朝鲜《成宗实录》“成宗十四年”

（1483）条：“我国至诚事大，但语音不同。

必学得字音正，然后语音亦正。”

二是雍正六年（1728）上谕：“五方乡语不同，而字音则四海如一。”

（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36页。

）此外，南方许多地方语言中的文白异读现象大概也与此有关。

丁邦新对于这个现象有详细的论述：“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周代的语言一代一代地传到今天以后，虽然其结构仍然大致接近，而音值则相差甚大。

对于重要的文学作品，或是儒家思想笼罩下的必读的经书等，按中国人传统的读书习惯也是从小看着书口耳相传的，同时从学童启蒙时开始就讲究书声琅琅，日久而成的习惯加上书上看得见的文字，使某些读音和文字连上密切的关系。

这一层关系竟然跟不上语音的变动，竟然在语音已经改变之后，有些地方还有读书音或多或少地借文字流传下来。

……这些读书音在各方言中发展的情形并不一致，大约在北方方言中呈现零星的状况，与语音的不同没有整套的对比。

而在南方方言中情形就相当规则，如闽南语的读书音与白话音可说完全是两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