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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4页）

，从纸面上揣摩；而不是经由“耳治”

，习得活泼泼的声音。

如此学来的国语，必是“哑巴国语”

。

盖中国人久已习惯学“文字”

，并不知如何学“语言”

，只能动用处理前者的经验来应对后者。

民国时期国语推行成效不彰[108]，原因固然不少，但缺乏相关经验，也是其中之一。

反过来，白话文推广的速度与范围就好得多，因为它是“文”

，乃是中国人最擅长的领域。

1948年，陆志韦在一次演讲中说，领导白话文运动的“那些大文豪，在早期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差不多全是不会说国语的，到如今还没想学国语。

说官话的为数不多，说北平话的绝无仅有”

，遂使白话文变成“八不像”

：“不死不活的，不文不白的，不南不北的，不中不西的。”

[109]他的观察明显带有偏见。

白话文是否变成“八不像”

，又是否该由南方“大文豪”

们负责，都可商榷。

整体上看，白话文创作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进入一个新境界，绝不如陆志韦所说的那般不堪。

如果我的这个判断并无大误的话，那么，是否讲得好国语和能否写得好文章，并无必然关联。

因为写文章可以“目治”

，文言文如此，白话文亦然。

[110]

不过，陆志韦所根据的标准，却是白话文运动者自己宣称的“言文一致”

：“言”

既然不佳，“文”

又怎么会好？这对于白话文运动者来说，可谓莫大讽刺。

问题是，自20世纪30年代起，白话文不“白”

，就已是一些较为激进的评论家的共识（参看第五章）。

陶行知甚至把白话文与文言文一起归入“眼学”

之列：“我们的眼睛看惯了古文、白话文，容易引我们走错路。

比较起来，还是耳朵靠得住。”

他是宣扬“大众语”

的，大众语则是标准的“耳学”

：“我们的耳朵是和大众接近些。

所以写大众文的一个好方法是请我们的耳朵出来指导我们。

凡是耳朵听得懂，高兴听的也把它写下来。”

[111]

按照左翼文化人的观点，白话文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