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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5页）

，全因执笔者自己没有真正站在“大众”

的立场。

不过，除了这种政治社会角度的解说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语文本身的原因。

事实上，白话文意义上的“国语”

和口说的“国语”

，语言标准是不大一样的。

前者以胡适所谓“普通话”

为“中坚分子”

（参看第十章），后者则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常常被当作“北平话”

（参看第七章）。

二者虽然“大同”

，却也不无“小异”

。

[112]据此，朱自清在1948年评论道，白话文与国语实际已经走在两条路上：

五四运动发展了白话文，也发展了国语。

白话文走着普通话的道路；国语大体上走着北平话的道路，可也走着别支官话的道路。

白话文和国语的白话确是很不一致的。

白话文用各种官话做底子，加上欧化、语录和旧小说的白话、文言，这才够用，可是疙里疙瘩的说不上口。

上口的国语北平话在学生们说着的时候也在变，可是主要的是增加语汇，不像白话文那样骤然增加了许多语式，所以不大显得在变。

这样，在国语中，“言”

“文”

实际再次分离。

不过他并不为此感到焦虑，因为他看到了融合的希望：抗战之后，北平话受到西南官话的影响，西南地区的语言也受到北平、上海话的影响，“这种方言的大解放和大融合显然是向着普通的道路，而白话文和说话倒因此接近起来”

。

随着时代和生活“急剧的变化”

，“不但各地的方言会解放和融合，各阶层的语言也会如此的”

。

届时“国语和白话文的分别自然没有了，言文也可以一致了”

。

[113]

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国语运动的口号与实践之间存在着罅隙。

在理论上，“言文一致”

本要建立一个以“声音”

为中心的书写系统；但在事实上，文字却在语文改革运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有时甚至是主动性的作用。

我们已反复提及，国语统一运动遵循的是以“文字”

统一“语言”

、用“读音”

（“字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