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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字与语言 国语运动的中国特色（第6页）

）去统一“语音”

的道路（参看第三章、第八章、第九章）[114]，这正和中国文化发展的独特传统分不开。

[115]此处要补充的是，这在白话文方面也有体现。

严复曾区分新文化运动的“文白合一”

与“西国”

的“文白合一”

之不同，谓“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

。

[116]其实，他不免被新文化运动诸子瞒过：后者所谓“语言”

，乃是早已着落于纸面的“白话”

，用胡适有名的口号来说，即所谓“文学的国语”

，而并非普通大众真正使用的日常“口语”

。

同理，我们也必须把这层意思考虑进去，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这句口号的另一半——“国语的文学”

——的具体意涵。

事实上，胡适通过“文学史”

的方式编织白话文谱系，钱玄同对“取灯儿”

一类北京俗话特表鄙夷（参看第七章），皆是其真情流露（虽未必是其自觉）。

何仲英讨论国语的由来，就特别提到“书本”

和“印刷”

的作用：“一个地方的方言，决不会永久不变；既变之后，仍有轨道可寻。

果其推广的力量大，应用的人数多，印刷在书本里已经养成一种潜势力，不知不觉地就叫做国语。”

[117]则“国语”

就是“书面语”

。

其实，凡有文字的社会皆不免多多少少存在着重文轻语的现象。

相对于人人都会的口语，文字因其相对“稀缺”

的属性，而与“权力”

紧密捆绑，反过来，权力也增加了书写的权威。

[118]有学者早已发现，直到20世纪中期，西方语言学家如莱昂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Bloomfield，1887—1949）等都还认为，就主要功能而言，书面语足以代表口语。

因此，“虽然很多语言学家和教育家都认为书写有赖于口语而存在，但显然自相矛盾的是，他们却把书面形式当作口头形式的模型”

[119]。

由于文字和书写在历史上获得了悠久的权威性，它们在近代民族主义的成长过程中也居于非常关键的位置。

霍布斯鲍姆曾指出：“语言民族主义的争夺焦点是书写语言，以及在公共场合所使用的口语。”

[120]查特杰在评论本尼迪克特的民族主义理论时，也特别注意到，“一些方言不断接近书面语并影响它，而其他方言由于不能坚持自己的书写体，因此仍然是方言”

[121]。

易言之，方言之所以成为“方言”

，正源自它和文字的脱钩。

查特杰在这里仍然强调语言对文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