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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决于多数（第8页）

况且，“官话”

已改名“国语”

，“犹之改专制为共和，招牌已换，有何不可？”

过去的官话“只凭口耳传习，未有一定之教本”

，发展颇受局限。

“今后化官为国，普及为教”

，自应编制“成文之国语”

，正好比现代国家需有一部“成文的宪法”

一样。

[82]在这里，“专制”

“共和”

“成文宪法”

一类新兴政治词汇及其背后的政治思想，为蒙氏提供了新的论证空间，而在其思考中，国语和国家政治被看作平行且同构的一体之两面。

面对京音派的咄咄逼人，吴稚晖坚不相让，也祭出“共和”

的法宝，质问对方：“热心共和如诸公”

者，“胸中尚不免有赫然帝都之意乎矣？”

[83]20世纪20年代初，顾实攻击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上阻挠京音（详后），吴氏反唇相讥，揭发其时顾实本人就是“一个狂信民国不当用京城来压倒一切的人”

。

这里应关注“民国”

和“京城”

这类词汇：“帝都”

在清末已经不能压服人民，何况共和时期？至于京音在国音中占了大部，并非政治势力压制的结果，而是投票表决的结果。

这在后来被攻击为以政治手段处理学术问题，当时却正好被视为合乎“共和”

体制的正确举动。

为此，吴氏强调：学理相持，“‘取决多数’”

虽非“最好的（因尚有少数不合意）”

，却是“最适的（因多数合意）”

办法。

[84]

尽管会员意见纷繁，后期的讨论也很草率，但到底有了结果。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会议通过了一套国音方案，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注音字母。

由于政局动**，此方案被搁置多年，直到1918年11月23日，教育部才将注音字母发表。

次年9月，由吴稚晖起草，钱玄同、黎锦熙等修订的《国音字典》刊印；12月24日，《国音字典》获教育部批准；1921年6月，又出版修订本，更名为《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

[85]这样，国音标准正式颁行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