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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决于多数（第7页）

显然，无论是方域之争还是古今之争，都和大家对“国家”

的认知有关：前者关注的是如何在维持统一的前提下保障不同地区人民的平等权利，后者关注的是怎样实现现代与传统的调和。

更重要的是，对有些学者来说，国音标准的确立也被视为一个塑造理想中国的手段。

事实上，王照主张京音，主要是为了在民众中“普及白话教育”

。

[77]吴稚晖则希望通过国音改造国民心理。

他认为，声音之道与“民气”

相通：无入声，则人民“或刚断有余，而木强不足”

；无浊音，则人民“或慷爽有余，而沉雄不足”

。

[78]欲使国人自强不衰，必须保存入声和浊音。

在会场上，他更语出惊人：“浊音字甚雄壮，乃中国之元气。

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

为此，他还亲自高歌一曲，“试唱一段弋阳腔，以证其雄壮之浊音焉”

。

[79]

胡以鲁则延续了夷夏之辨的主题，把汉语语音的变化归结为民族交融的结果：十六国时期，中原语音已经不纯；宋末“外患最烈”

，中原民气大为损坏，“于是发之于声也哀以嘶”

，遂多“软化之韵、头部共鸣之音（Headvoice）”

；清代满语渗入直隶方言之中，更助长了这一趋势，京片子尤为“文弱”

，乃“据音声以观社会心理者”

所不取。

更糟糕的是，北京建都六百余年，此类音声传遍全国，大大腐蚀了国人的斗志。

[80]要恢复民族“元气”

，就要从语音改革开始。

在此意义上，国语制定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国家的未来系于国民，国民的情志赖于国语。

选择什么样的语音，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民。

潜移默化，可不慎乎？

民权主题也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得以延续。

胡以鲁同意“官话”

即“京话”

，但又恰好从中看出其“不及于民”

。

[81]广西代表蒙启谟的看法则与王照颇近：“凡事物之公然者，每每以‘官’字代表之。”

故官话实“公用语之别名也”

，不必“以其为‘官’而恶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