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历史学之管理价值（第2页）

从希罗多德的《历史》到波里比乌斯的《通史》，从维科的《新科学》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都是在探究和思考人类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发展定势；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

、“承弊通变”

，到司马光的“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也都是在探寻历代的“成败兴坏之理”

。

他们的作品也确实回答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其众多成果也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到19世纪中叶，马克思从社会存在入手，“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1]

马克思的发现深刻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基础，阐述了众多意识形态、社会活动与这一客观基础之间的关系。

这一历史规律的发现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它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模式，为了解社会问题奠定了科学的分析基础，为制定社会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执行政策规定了行为准则。

把握这一规律可以帮助管理决策者更好地做出科学的决策，帮助民众更自觉、更积极地参与现实之社会建设。

第二，历史学是人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

众所周知，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揭示。

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开阔的视野下观察事物的发展；唯有历史学，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确定政治家的功绩。

人们通过历史科学能够总结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使历史能为现实所鉴，为社会服务。

所谓“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以史为鉴”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等都是先人们从实践中得出来的经验，是历代管理者治国智慧的高度总结。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其《史通·史官建置》中曾这样写道：“向使世无竹帛，时阙史官，虽尧、舜之与桀、纣，伊、周之与莽、卓，夷、惠之与跖、蹻，商、冒之与曾、闵，但一从物化。

坟土未干，则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者矣。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

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

由斯而言，则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

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

历史学所具有的“断是非、惩恶行”

之功能不言自明。

罗马历史学家李维也说：“往事研究特别富于教益，富于成效，因为从录于珍贵碑文的历史档案中我们可看到各种各样的范例。

你可以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国家选择能够模仿的榜样，也可以从中察觉到源自始点的或过程中与终点的失误，并将之杜绝。”

[2]惩恶劝善既是对史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历史学重要功能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