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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苑练艺下（第3页）

，而且身体力行，把史学研究尽量做到极致。

齐先生认为：“陈垣对于他所研究的问题，在史料搜寻上确实是‘竭泽而渔’，掌握材料的丰富，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11]他举例说，陈垣的名著《元西域人华化考》引证各类文献多达二百一二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的征引书目也多达一百七十余种，其崇敬之情无以言表。

陈寅恪先生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也是学术大师。

在史料运用方面，陈寅恪先生的原则，一是尽可能扩充领域，二是取材详备，宁详勿略。

陈寅恪的著作史料宏富。

“以诗证史”

和“以小说证史”

方法的成功实践，更使其成就斐然。

齐先生认为，“以诗证史”

的方法不自陈氏始。

其前人可追溯到黄宗羲，同时代人有刘师培和邓之诚。

但陈寅恪的贡献则在于把这种方法系统化、完善化。

[12]据齐先生统计，陈寅恪晚年耗尽心血完成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共引用了约六百种材料，包括正史、野史、年谱、志书、笔记小说和诗词戏曲文集。

[13]齐先生认为，《柳如是别传》一书把诗文证史的方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

[14]

齐世荣先生多处提及陈垣、陈寅恪先生，固然与他敬重两位先生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确实从两位先生的学术中找到了合理使用史料、合理解释史料的原则和办法。

这种原则和办法经过齐先生的总结、解释和说明，都变成了极其生动的案例，从而使《史料五讲》的内容更显丰满，更具活力。

众所周知，史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痕迹。

它既是历史认识的基础，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详尽而又透彻地把握史料固然很难，但通过合理的方法解读史料更是一件不易的事。

齐先生的《史料五讲》确实给我们提供了解读史料的重要途径，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经典教科书。

[1]与陈凤姑合写。

[2]齐世荣：《史料五讲》，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5～6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9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1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6]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0～2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7]齐世荣：《史料五讲》，21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8]齐世荣：《史料五讲》，19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193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0]齐世荣：《史料五讲》，190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1]齐世荣：《史料五讲》，25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2]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7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3]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8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4]参见齐世荣：《史料五讲》，28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