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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977年至1990年（第19页）

往往，急也没用，姿态太过强势，只不过能压服一时，却不能使人心服。

某些现象，并非文艺家非要挑战什么底线，而是文艺对现实的必然反应。

同一种现实，有人反应得平和些，有人反应得激烈些，应属正常现象。

不能由此认为，前一种人可爱，后一种人讨厌。

某些社会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让文艺家装作看不见、不讲道理，要求文艺“看见了黑暗，更要写光明”

，也实在强人所难。

激烈的文艺反映，不是体现在张三身上，就是体现在李四身上，不体现是不正常的，不激烈也是反常的；因为此乃人类文艺有史以来与现实“天定”

的关系。

若体现在谁身上了，以理性之思维，智慧之方式低调“处理”

为好。

然而第四次“作代会”

后，不少文艺家“转型”

转得比较必然了。

屈指算来，粉碎“四人帮”

已快十年，“新时期”

文艺已进入第八个年头了。

现实的呼唤之声，是文艺家无法不理不睬的。

“转型”

也体现于话剧界。

上海著名编剧宗福先的“转型”

幅度最大。

“文革”

甫一结束，“四五运动”

尚未平反，他便创作了话剧《于无声处》，震动全国。

第四次“作代会”

后，他与贺国甫共同创作了话剧《血，总是热的》——该剧反映国有企业实行体制转型的阵痛。

不论是剧名还是内容，都能感受到宗氏话剧**澎湃的气质。

也不难体会到，两部话剧同样是他听命于时代召唤的“产儿”

。

《未来在召唤》《灰色王国的黎明》《谁是强者》等话剧，或批判某些干部思想僵化，热衷于大搞现代迷信；或批判他们继续封建家长式的领导方法；或批判从官场到民间的“关系网”

现象——而这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现实的焦点话题之一，反映在人与单位、人与社会的关系中。

但是人毕竟不仅仅与单位和社会发生关系，人与家庭和自身情感的矛盾，也开始引起话剧界的关注，于是出现了呼吁拯救失足青少年的话剧《救救她》以及反映婚恋、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的“软主题”

话剧《明月初照人》《风雨故人来》《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等。

这些话剧，对人的内心冲突特别是女性的内心冲突，揭示与剖析得尤为细腻，给“文革”

后一向由慷慨悲歌、大声疾呼的阳刚之气笼罩的话剧舞台增添了些许阴柔陈情的色彩。

可以这样总结，小说的“B超”

对社会与人的心灵探测得有多么及时，话剧也同样做到了。

并且，话剧也每每成为电影“拿来主义”

的改编基础，如《血，总是热的》《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明月初照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