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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2002年以后中国文艺的基因02（第16页）

还莫如就叫它保留在地方志中，起死回生不论对剧种还是对演员，反而很不明智。

我们当年在调研过程中所听最多的一个字是“钱”

——当年的中国，只要是一个剧团，必是事业单位。

民间演艺单位不能叫“团”

，只能叫什么什么演出公司。

“团”

“院”

是事业文艺单位牌子上的专用字。

如果某省、某市财政宽裕，则隶属的剧团希望有人为之代言，以求获得更丰厚的资金补贴。

他们强调物价上涨的因素；强调主力人才流失的危机；强调服装道具的老旧，更新迫在眉睫；强调大制作、出精品才能在市场上长期站稳脚跟的道理——总之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追加，不可能有更上一层楼的发展。

如果某省、某市财政拮据，则隶属剧团希望有人为之向中央陈情，以求获得垂直关怀。

似乎文化部有一笔扶持基金，一向粥少僧多，关怀不过来。

每年“两会”

期间，文艺组的委员代表发言，说到最后，几乎都在说钱。

中国没富的时候，说起来有点儿难为情；中国富了以后，要钱要得都比较理直气壮。

确乎，某些财政拮据的省、市，希望文艺单位越少越好。

一个没有不行，用的时候怎么办？留一个，召之即来，来了就能发挥作用，也养得起，那中。

有的地方领导不喜欢文艺界人士，烦他们动辄要钱，不给不高兴，“事妈”

。

更不喜欢文学界人士，嫌这个界“刺头”

多。

“事妈”

“刺头”

，谁会待见呢？但不喜欢归不喜欢，若亲自操刀而切，殊有顾虑，不愿担恶名。

宣传部长们是管文艺单位的，平时管得再严，亲自担恶名，也是为难的。

平时管得严与砸了别人的饭碗不是一码事。

再说，管人管习惯了，可管的人忽然一下子少了许多，心理上会不太适应。

这也是为什么当年文艺界“体改”

一度动作缓慢的原因之一。

近代以来，话剧在全世界曾是戏剧之王，影响力远在歌剧、舞剧之上。

就连诺贝尔文学奖，也曾颁给过萧伯纳、贝克特等剧作家。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如前几章所述，话剧在中国又迎来了一个繁荣时期，此后一路低迷。

话剧的低迷是世界性的，是电影、电视剧的冲击导致的，不惟是中国现象。

但在中国，确乎有中国特色的原因。

2000年前后，中国的电影市场还没像如今这么红火，一批年轻的话剧导演却涌现了，为振兴中国话剧进行了锐气十足的努力——他们先是靠外国剧本练手，《推销员之死》《犀牛》都被搬上过舞台，后来也导演过由自己创作的个性风格鲜明的话剧，不但引起了关注和一定范围的热议，确实也使话剧舞台一度云开虹现。

他（她）们热爱话剧，信心满满，因为有才华而有个性，因为有个性而试图创新，一心想要以独特的话剧风格与喧哗浮躁的现实进行亲密接触，一切现代主义的元素都往话剧里加入。

这种非常态的话剧面相，不可能获得政府扶持的彩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