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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现的艺术与表现的艺术（第3页）

麦田、桥、天空，同他心里的狂暴的情感一齐像波浪地起伏。

但有的时候，他又感到像刚从恶热中醒来的病人似的不可思议而稳静的感情，而玩弄装饰的美。

例如其“向日葵”

便可使人想象这样的画境。

《四朵向日葵》，梵高，1887年。

高更是怀抱泛神论的思慕的“文明人”

。

他具有文明人的敏感，而欲逃避文明的都会的技工的虚伪。

他的敏感性，对于技工的虚伪所遮掩着的“不自然”

，不能平然无所感，他追求**裸地曝在白日之下而全无一点不自然与虚伪的纯真。

于是他就在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去巴黎，远渡到南洋的塔希提（Tahiti）岛上，而在这岛上的半开化社会中探求快适的境地。

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归巴黎。

文豪斯特林堡（Strindberg）曾经说：“住在高更的伊甸园中的夏娃，不是我所想象的夏娃。”

高更对于他的话这样辩答：“你所谓文明，在我觉得是病的。

我的蛮人主义恢复了我的健康。

你的开明思想所生的夏娃，使我嫌恶。

只有我所描的夏娃，我们所描的夏娃，能在我们面前**裸地站出来。

你的夏娃倘露出**裸的自然的姿态来，必定是丑恶的、可耻的。

如果是美丽的，她的美丽定是苦痛与罪恶的源泉。

……”

《死亡的幽灵在注视》，高更，1892年。

《艾芮欧的种子》，高更，1892年。

于是高更又去巴黎，到南洋的岛上的原始的自然中，娶一土人女子为妻，度送原始的一生。

他虽然在这境地中成他所谓“**裸的自然的状态”

，但仍能见到美的魅力——更增大的美的魅力。

《玛丽之月》，高更，1899年。

高更具有敏感性，他在印象派的艺术中也能看出文明社会的智巧的不自然，所以他所追求的是更自由、更朴素的画境。

结果他的画有单纯性与永远性。

因为已经洗净一切智巧的属性的兴味，而在极度的单纯中表现形状，极度的纯真中表现感情。

他的画中所表现的塔希提土人女子的表情，不是一时的心理的发表，乃是永远无穷的人类的seal（感伤）。

在那里没有人工的粉饰与火花，只有原始的永远的闲寂。

高更在一次访谈中说：“我离开是为了得到平和与安宁，去除文明的影响。

我只想创作单纯的、非常单纯的艺术，而为了能这样做，我得将自己没入到原始大自然中，除了野蛮人之外不见任何人，过他们那样的生活，除了像孩子那样去想之外不作他想，在我的脑子里形成概念，然后不附加任何别的手段，只运用创作艺术的原始手段，那是唯一好的和真实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