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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弘一法师―厦门佛学会讲稿（第7页）

我遭母丧后辞职闲居，直至逃难。

但其间与书店关系仍多，常到上海与夏先生相晤。

故自我离开夏先生的绛帐，直到抗战前数日的诀别，二十年间，常与夏先生接近，不断地受他的教诲。

其时李先生已经做了和尚，芒鞋破钵，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两个世界的人。

但在我觉得仍是以前的两位导师，不过所导的范围由学校扩大为人世罢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无路，遁入空门”

的，是为了人生根本问题而做和尚的。

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众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

的。

夏先生虽然没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怀的：他是赞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

只因种种尘缘的牵阻，使夏先生没有勇气行大丈夫事。

夏先生一生的忧愁苦闷，由此发生。

凡熟识夏先生的人，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愁的人。

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

他不但忧自家，又忧友，忧校，忧店，忧国，忧世。

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皱着眉头替他担忧；有人失业了，夏先生又皱着眉头替他着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产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皱着眉头替他们忧愁。

学校的问题，公司的问题，别人都当做例行公事处理的，夏先生却当做自家的问题，真心地担忧。

国家的事，世界的事，别人当做历史小说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问题，真心地忧愁，皱眉，叹气。

故我和他共事的时候，对夏先生凡事都要讲得乐观些，有时竟瞒过他，免得使他增忧。

他和李先生一样的痛感众生的疾苦。

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样行大丈夫事；他只能忧伤终老。

在“人世”

这个大学校里，这二位导师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

与“妈妈的教育”

。

朋友的太太生产，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担忧。

那么，八年来水深火热的上海生活，不知为夏先生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

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写一篇文章，写完之后总要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

因为我的写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导鼓励之下学起来的。

今天写完了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这篇东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说。”

两行热泪，一齐沉重地落在这原稿纸上。

1946年5月1日于重庆客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