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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弘一法师―厦门佛学会讲稿（第6页）

夏先生苦笑着问他：“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

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

又有一位同学发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

。

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师范学校？”

弄得那人无言可对。

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

他们以为文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

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以不许学生做。”

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

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

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

譬如上课，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

然后端坐在讲台上等学生到齐。

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

有时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

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

但学生非常怕他，敬爱他。

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

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电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

放假日子，学生出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

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

赶快走路。

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

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他，敬爱他。

夏先生与李先生对学生的态度，完全不同。

而学生对他们的敬爱，则完全相同。

这两位导师同父母一样。

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

，夏先生的是“妈妈的教育”

。

夏先生后来翻译的《爱的教育》，风行国内，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国文教材。

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师范毕业后，就赴日本。

从日本回来就同夏先生共事，当教师，当编辑。